記者是一份很有趣的職業，能夠讓社會上的人知道其他地方在發生什麼事情，他們要去找資料、採訪，寫文章將新的消息報給大家知道。我今天要講的是台灣第一位女記者–楊千鶴的故事。
古時候並不是所有人都能有機會讀書，加上社會上普遍有重男輕女的觀念，所以女性受教育的機會比男性更少。楊千鶴出生在1921年的台北。當時是日本人統治台灣的時代。只是日本政府的「隔離政策」，使得台灣人受教育的機會總是比日本人少。日本人在台灣建立一個女子教育系統，只是傳統觀念認為女性並不需要讀書。所以當時若是女性又是台灣人的話，並無法像日本人或者男生有一樣地發展經驗。
只是今天故事的主角楊千鶴，她很幸運，從小時候開始，她就有機會念書，不受到當時傳統觀念的限制，後來她也繼續打破很多限制和規定，去做她想做的和她認為該做的事，一生過得相當精采。
楊千鶴出生於有錢人的家庭，只是當時的習慣是把女兒送至其她家裡做養女或童養媳，所以千鶴的三個姊姊從小就被送到其他人的家裡。只是千鶴是最小的，所以她媽媽很疼她，沒有把她送給別人。她就留在家裡長大。
楊千鶴一路念書完成學業，相當順遂。她進入公學校，後來進入臺北靜修高等女學校，最後在台北女子高等學院畢業。這間學校是當時台灣最高的女子學府。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她很認真，很優秀，也受到她的老師及父母的支持。
不過就在她就讀臺北靜修高等女學校二年級時，遇上母親的逝世。母親的離開，讓她突然不知道該怎麼辦，也非常難過。後來，她都會隨身攜帶五歲時與母親一起拍的照片。她認為這張照片可以讓她對生活充滿勇氣，她說：「母親隨時都在我的身邊，這個信念變成了我活下去的泉源」。
雖然台北女子高等學院在當時被當作是新娘學校，只是從學習的內容來看，和其他學校教各種知識和學科比沒有較差，而且特別現代化，特別重視科學、專業和效率。當時這間學校有許多帝國大學教授兼課，很多女學生也說和其他高等女校比起來，更活潑也沒有壓力，學校的學風更加自由。
所以，千鶴在此學校就讀的期間，受到很大的影響，尤其在自由學風之下，她也有自己的想法。例如，她曾在自己的手札上寫道：「人就得美麗地做夢，美麗地活、美麗地死去不可」，在那個年代，這不僅超越了一般人的思考方式，更是代表著楊千鶴對於自己的自信、她心中的理想以及她生活的勇氣。
從台北女子高等學院畢業之後，朋友介紹給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大學當日本教授的研究室助理。但是當助理大約一個月以後，楊千鶴發現她的薪水比同期日本同事更少，所以很生氣的就辭職。「為什麼平平是工作，日本人領的薪水卻比台灣人多？」她越想越覺得這不合她想法和理念，她認為這樣做相同的工作卻領不一樣的薪水，是非常不公平的事。她當時深深感受到日本人在台灣可以受到比較好的待遇，是不對的。
她不做研究助理後，就遇上當時台灣最大報社–台灣日日新報社正在找「家庭文化版」的記者。報社想要找的記者要是女性又是台灣人，不僅熟識當時候台灣人的文化風氣，更能夠從女性的角度來寫文章。這對楊千鶴來說，是一個大好機會。不過在應徵這個工作時，千鶴就向報社提出一個要求：「我的待遇要跟日本人一樣才行！」因為上一份工作的原因，對她來說爭取和日本人一樣的待遇非常重要。所以，當時報社也答應楊千鶴的要求，答應她的薪水和其他日本同事一定會是一樣的。
楊千鶴在《文藝臺灣》這本雜誌裡面看到一篇文章，它的內容主要在描寫台灣人喪事的禮節，只是文中都在恥笑台灣喪禮的風俗和習慣。就像出殯時都有一些哭得很大聲的那些人，有一些是專門請來送葬行時負責哭的人，俗語叫做哭婆。日本人寫到「哭婆」時，認為哭婆不合理也很可笑。千鶴非常不滿。她認為日本人統治台灣，不僅不想要理解台灣人的風俗和文化、也不了解喪事中台灣人是不是是真的在哭。這篇文章的作者就只因為喪禮和日本人風俗不同，便恥笑台灣文化。加上，當楊千鶴看到這篇文章時，想起自己十五歲時母親過世時，自己也哭得很慘。所以她就拿起筆，寫一篇〈哭婆〉的文章，去雜誌抗議。她表示日本人並不理解臺灣人送葬風俗，並不是所有喪禮都請得起哭婆，也不是哭的人都是虛情假意。日本人不了解也不應該批評台灣的文化和習慣。
雖在臺灣日日新報社裡面都是日本文人做主，可是楊千鶴有勇氣以一位女記者的身分，站在台灣人的角度批評日本人不理解台灣、對台灣文化有誤解，帶領其他人反省當時台灣人的處境。
進入報社工作之後，楊千鶴對自己有很高的期待，希望能夠成為「文章不輸日本人」的臺灣籍記者，一如在她在自己的書中說到：「我想證明一個在家不方便說日語的台灣人，照樣可寫出不輸於日本人的文章」。千鶴的文筆確實很好，受到許多人的肯定。她入報社時要求要和日本人的薪水一樣，後來她因為在報社的表現受到大家的讚美，薪水甚至比日本同事更高。
擔任記者期間，她在家庭婦女版寫許多照顧幼兒和健康衛生相關的現代知識，對台灣社會有很多的影響。當時她也訪問在歷史上重要的人物，像是畫家郭雪湖、種菊花出名的楊仲佐、靜修女中校長鈴木先生，和文學作家賴和。她也寫過台灣滷肉飯的報導，介紹台灣菜給日本人知道。她記錄台灣當時重要的活動、重要人物，為臺灣留下來不少很寶貴的資料，對台灣歷史有很大的貢獻。
只是她當記者的時間很短。1941年底日本偷襲珍珠港，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各家新聞報社配合政府宣傳的政策進入戰爭。報社重新改組，報紙內容也有很大的變化。其中，報社認為楊千鶴原來負責的「文化版」並不重要，下令減少版面，這對於一位記者來說，就是限制她自由發揮的空間。因為這樣楊千鶴選擇離開報社。但對楊千鶴來說，這段當記者的時間，是人生重要的階段。她在自傳中也曾表示「在我這段記者經驗中，雖然經過感情上的大風大浪，接受人生成長的試煉，但卻是我人生最光輝燦爛的年代」。
楊千鶴也發表過小說，書名叫做《花開時節》，小說的故事是講女校畢業生對未來人生的疑問，也表現出女性知識分子當時對傳統婚姻安排的懷疑和想法。雖然這本小說主角不是她自己，但是也反映她當時的想法。對楊千鶴來說，她不拒絕婚姻，但也不贊成為結婚而結婚，所以她並沒有和其他同學一樣，一畢業就去結婚。她認為沒有結婚才有時間讀書、寫文章。不過，她也曾寫過關於她自己面對選擇「婚姻」與「寫作」的過程。當時戰爭不安的環境讓她面對婚姻問題一直猶豫，只是也沒法定下心來好好寫文章，到最後她選擇了婚姻的路，結婚以後她就沒有在寫文章了。
一直至她的夫婿林嘉雄先生往生以後，她才再次提筆寫作。此時她已經75歲，離她前一次的寫作已經過將近半個世紀。她這次不再用日語，而是用華語寫文章。她記錄自己一生中的經歷，出版《人生的三稜鏡》這本書。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你是否也覺得楊千鶴很勇敢呢？你有想更了解當時她生活的背景嗎？若想看楊千鶴的作品，不管是早期的小說《花開時節》還是後來寫的自傳都可以在書店或圖書館找到喔！
圖片是1999年南天書局出版的《人生的三稜鏡》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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