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5 BB Call 和大哥大

 

不知道還有多少人使用電話機打電話，現在網路真方便，用Line或者其他的軟體和別人說電話，差不多是免費了。這讓我想到應該要趕緊來說說台灣電話的發展歷史，不然未來很可能就完全不需要電話機，也沒有人需要裝電話線了。過去的人怎麼打電話？電話號碼怎麼變？什麼是BB call？今天的節目介紹台灣電話的發展。

台灣第一條電話線是1897年設在澎湖。那個時候日本人主要是為了軍隊聯絡方便。同年在台北的台北總督府也牽了一條和基隆運輸通信部的電話線路。但是那些都是軍隊和政府在用的，一般民眾是三年後才有機會打電話。1890年一開始是只能打市內電話，全台灣只有431戶使用電話。

當時的郵便局就提供一種呼叫電話服務，也就是電信人員去通知你要找的人，到有設置電話的地方接電話，而且找人的範圍有限定是在接電話地方的4公里內。但是當時候打呼叫電話很貴，一次至少要5錢，最多可以到1圓以上；那個年代農民每月收入盈餘也頂多1圓。

現在大公司或者單位都有總機，然後有分機。全台灣第一個設電話分機的單位是日本時代的台北醫院，就是現在的台大醫院。戰爭以前的台北醫院就已經有好多科，也分散於好幾棟建築，所以他們有兩支總機，然後從總機可以轉到18支分機，當然 1號就是院長。 

過去打長途電話要透過接線員。一開始做這個工作的是男性，但是後來接線員卻都變成女生。1930 年臺灣總督府的調查報告就說，臺籍女性的職業最多人是當教師、再來是產婆與護士，接下來就是接線員了。接線員變成都是女性，一方面和男性不願做這份工作有關，也和日本本島內部的發展有關係。在日本本島更早就有接線員，有男有女，但是社會大眾漸漸認為女接線員做得比較好，比較適合這種需要耐心和人說話的工作。這個風氣也傳來到台灣，所以接線員就變成女性的工作。

當時若想打長途電話的人要先撥一個號碼，說他要接哪裡，然後先把電話掛掉，等接線生轉接處理好，把線路接到要找的人之後，接線生會再回撥給剛剛要打電話的人。所以大家可以想像這是多麼麻煩的事。戰爭以後還是有接線員，只是打電話的人不必把電話掛上，是跟接線生報自己的電話號碼，與要找的人的所在地和電話號碼後，等一、二分鐘就可通話。因為長途電話都需要接線員接，不僅速度很慢，而且也常出錯。

但是電話通信在日本時代發展得很快，一直到戰爭前，全台灣已經有二萬五千多戶的人有電話。但是一遇到戰爭，一半以上的電信設備都被人破壞。

國民政府來台灣以後日本時代的「郵便局」就分開變成郵局和電信局。所以現在還看得到一些比較古早的郵局和電信局是蓋在一起的。

1950年代，要有一支電話是很困難的事情。若按照電信局自己寫的歷史，1956年台北市要開放2000個門號，有18,815戶來申請，那個時候連申請單都有黃牛在賣。那個時候為了讓大家都有機會，只好用抽籤的方式來決定。但是電信局發現抽中電話的人不久就將電話過戶給別人，還受更多錢。加上後來公司，尤其證卷公司越開越多，很需要電話，要申請也申請不到，連電話機也買不到，因為電話機是電信局統一提供的，所以一支電話在黑市的價格喊到3萬以上。

一開始有說到日本時代的郵便局有去叫人來接電話的服務。後來公共電話在台北市有十支，都設在熱鬧的地方，台北火車站內、站前，還有艋舺火車站、古亭、圓山、新公園、西門町，這些地方。戰後一開始的「公用電話」只設在台北、台中、台南、嘉義、花蓮、高雄等六個電信營業所，讓想打電話的民眾可以前來使用。這都是有人的營業所在，民眾進去付錢可以打電話。電信局也設過不用派人去顧的「良心電話」。就是電話下面放一個箱子，開一個口，讓使用者自己付錢。一開始這種電話都設在警察局旁邊，效果不錯，後來設在公共場所，學校，路邊，但是願意自己投錢的人實在是不多，後來就沒有這種信用制度的電話。

真正自己投錢的第一台公共電話是1950年從美國買來的電話機，但是這種電話機的設計是投美國零錢，所以在台灣要先換錢才能去打電話。後來才有台灣自己生產的公用電話機，整台是紅色，就可以投台灣銅板。但是那個時候還是需要人工轉接，所以電話旁邊有一支把手，要先轉這支把手接去接線員那裡，跟他說要找的號碼，他才幫你接。後來科技發展，才有機械代替這些接線人員。而且1980年代開始電話卡就很普遍了，不需要身上帶零錢打電話。

在1980年代還沒手機，想要聯絡外出的人，需要BB call，這是一台小小台的呼叫器，可以掛在腰或者皮帶上，也可以放在口袋或者皮包裏，因為響的時候會「嗶嗶叫」，所以就叫做「BB Call」。其實這個服務正式的名字叫做「無線電叫人業務」。從1976年開始在台北傳開，不到十年全台灣都有了。後來機器上除了看得到打來的電話號碼，還可以傳數字和符號，所以年輕人還發明一些用數字代表的詞彙，像520是我愛你，530就是我想你。後來的BB Call還可以傳簡訊，那個時候因為股市生意正好，股票行情、新聞氣象、交通路況都可以傳。

一直到1990年BB Call的用戶已經超過一百萬戶，最多的時候有200萬戶，當時市內電話也才700萬戶。BB Call一年的收益有超過100億，跟著賺錢的是公用電話，因為大家收到短訊以後，要找個電話回打。當時的台灣公共電話的密度在全世界排名第二，只輸給韓國。但是後因行動電話興起，公用電話也漸漸收起來了，BB call也沒了。

一開始的行動電話也不是那麼方便，第一代可攜式話機，是一台不小的機器，就像一台電話機的大小。一開始這款電話就叫做大哥大，為什麼叫做大哥大？因為當年這種電話機很貴、可以申請的門號也很少，所以有的都是很富裕或是很重要的人才會拿這種電話。再加上揹著這台電話機很重，所有都有一個跟在後面的秘書替他背，所以叫做「大哥大」。有一支這樣的電話是很風光的事。

現在大家都很習慣電話有八個號碼，但是第一批電話號碼是剛有電話的時候設的，在1898年，只有1番到30番。1是台北縣廳，30是製藥所。中間的號碼不是軍隊、警察所和政府機關，就是法院、民政局，總共只有30個號碼。後來因為電話變多，號碼也變多，在1950年代的時候電話也才從4個號碼變成5個號碼，後來才漸漸增加到現在的8個號碼。

台灣的電話號碼的區號是從台北02往南排，一直到屏東是08。可能很多人和我想的一樣，那01是在哪裡? 聽說當初01是留給中華民國的首都南京，我不知道這是否是真的，就像也有人說中國也有留一組026給台北。

另外一項是消防、救護或者報警的急用電話為什麼都是3個號碼？因為在日本一開始就用3號，但是有用過112兩個號碼很接近的電話號碼。但是過去的電話是一個號碼一個洞，用手指頭撥，10個號碼牌起來像轉盤(lián-pôaⁿ)。所以真正緊急的時候，號碼太靠近會撥錯，所以日本人就用一和離比較院的九和○，主要是為了避免撥錯。這一個習慣就這樣自東京傳到台灣。

國民政府來台灣的時候，緊急電話的號碼變成是各地區自己設，台北市消防隊變成○九，但是台北縣的士林鎮，消防隊的電話卻為二一九。在電話數量較少的地方，，如苗栗的消防隊的電話只有一號九。因為各地都不一樣，反而很難記，常常出錯，1959年才又統一改回三個號碼和日本時代一樣。

現在網路是很普遍，手機也差不多大人小孩都有，很多人打電話是看得到人，也有人是裝耳機(hīⁿ-ki)邊走，邊做事，邊講電話，家裡裝市內電話的人應該是漸漸在減少。不知道大家對電話還有什麼記憶？

緊急電話一一九，王文隆 https://www.merit-imes.com/NewsPage.aspx?unid=610905

電信數位博物館 https://telecom.nstm.gov.tw/Development/Story00.htm

臺灣電姬─女接線生 https://women.nmth.gov.tw/?p=2037

114 白色家庭：劉萬山家屬的故事

政治受難者不是他自己被判刑，被關，被槍殺，國家對他們的迫害就結束。這些被抓去的人有父母，已經結婚的還有配偶，有小孩。他們的家屬會遇到什麼事情？我今天會用劉萬山家屬的故事，來詳細讓大家了解在白色恐怖受難者家家屬的遭遇以及在白色家庭成長是什麼樣子？

今天的節目是國家人權博物館人權教育推廣活動補助。

針對一些比較有名的政治受難者和他們的家屬紀載不少，有些是書，有些是紀錄片。不少家族長輩裡有二二八或是白色恐怖的受難者的人，現在是留學歸國的大學教授，是政治人物，是醫生等等。但是並不是所有的受難者家境都這麼好，這些看得到，有記載的家屬們，是因為他們原本的家庭背景比較好，後來受到的教育比較高，所以能力較好，資源較多，他們的故事比較有機會被寫出來。政治受難者裏頭不少是家境不好，加上教育程度較低，這些人的兒女就沒這麼幸運。

這是我今天選擇說劉萬山家庭故事的主要原因，因為他們家的故事很少人知道，也剛好看到蕭伶伃的論文寫到這家人。她在10多年前去訪問過三個受難者的家屬，劉萬山的兒女和孫子是她的訪談對象，她研究的一個家庭。我今天說的故事就是她論文裡出來的。

劉萬山是桃園龜山大坑村的人。他的爸爸是保正pó-chiàⁿ。過去十個家戶算一甲，有甲長，十個甲 (一百戶)就是一保，保正就是負責那保的行政人員，和現在的村長、里長的意思差不多。當時他們家是地主沒錯，但是也是農民，全家是務農人。劉萬山是一個熱心，每天在外面趴趴走，認識很多人，所以後來公學校畢業也當保正。他和邱秀結婚以後生八個小孩，五女三男。

國民政府來台以後，劉萬山自然就從保正變成鄉民代表。因為那個地區都是務農，劉萬山家族也是務農，當鄉民代表後，他自然也加入農民組織。

從1950年政府開始抓思想不正確和參加共產組織的人以後，劉萬山就知道自己過去為了農民所進行的活動，會有問題，自己將會被政府通緝，所以他就逃跑了。差不多一年的時間，全家人的吃穿都靠邱秀維持，那個時候最大的兒子12歲，但是最小的，第八個小孩還抱著，不會走路。後來劉萬山因為跑到母親的娘家躲藏，卻拖累到他們，讓親戚也被抓去關，所以那邊的親戚很生氣，就沒有繼續來往。

一年後劉萬山被抓走，他的太太邱秀每個月揹著最小的女兒去台北探監，想見他一面。但是邱秀從頭到尾都沒看到劉萬山，每次都是將帶去的東西交出去就回來。那個時候邱秀還知道丈夫被關在哪裡，已經算比較幸運的，有些家屬事人被抓走後，要去哪裡探監都不知道。

那個時候村里的人看到邱秀都不敢和他有交集。只有村里的一位先生，沒牌照的密醫，會拿錢給他們。因為邱秀不識字，這位先生會替她讀劉萬山寄回來的信，還會替邱秀寫信到監獄去。兩人的信裡都是在說家裡的經濟和擔心小孩是否有飯可以吃。

1952年年底劉萬山被槍殺後，公告貼在台北火車站火車時間表的旁邊。在台北的親戚看到後，趕緊來通知在大坑的邱秀。邱秀就趕到台北，去繳錢拿到領大體的通知單，去殯儀館找人。他花錢火化以後才捧著骨灰罈回家。但是家裡沒錢所以沒地可以埋，又加上當時白色恐怖，大家都害怕，不想要和他們家接觸，所以也不敢辦告別式或通知別人，骨灰罈一直藏在衣櫥裡好幾年以後才下葬。

當時政府有規定若是處死刑的人，財產要沒收充公。那時幸好劉萬山的老爸還在，還沒分家，所以土地才沒有被拿走。隔年父親分財產，雖然劉萬山有八個小孩，但是他的兄弟也不少，他父親只將一塊離水源最遠的田地留給邱秀和他的小孩。

那個時候最大的四個小孩，都要去務農，拔豬菜。因為太窮，他們連牛都養不起，要耕田時，邱秀就叫兒子回去她的娘家借。無論怎麼她還是無法養8個小孩，後來沒辦法，比較小的三個女生就都送人當養女，有的送去基隆，最小的不到三歲就送給同村的人。留在家的除了去田裡務農，男生還會去附近的茶工廠工作，幫忙做茶，炒茶。

邱秀後來和一直幫忙的先生有生一個小孩，但是因為先生已經有家庭，所以這個小男孩她自己養，跟她其他的小孩一樣姓劉。其實像邱秀這樣的受難者的妻子，住在鄉下，沒受過教育的人，男方那邊親人都不支援她，自己的娘家也沒什麼錢的人，她很難離開村莊，除非自己一個人走。若要和小孩在一起，在村裏還有田地，也至少有熟人能夠幫忙她。 

但是這樣艱苦的環境，反而讓邱秀的小孩們，兄弟姊妹的關係很好，連對這個不同父親的弟弟也是。雖然他們都覺得有些彆扭，但是邱秀的兒子女兒都認為當時，那位先生幫他們很多忙，而且他們的媽媽也是不得已，是為了家庭來犧牲。 

劉萬山處刑後，穿便衣的特務或管區每星期都會來找他們，後來變成兩星期一次，後來一個月一次，一直到1980年代開始才變成半年一次，前後三十多年。他家的小孩男女都是讀到國民學校畢業，就需就業。後來也因為台灣經濟改變，留在鄉下種田也不好，所以他們就出外工作。警察也是一樣跟這他們去。

那個時候是家裡只要有一個政治犯，全家都是政治犯。就算沒犯罪，但是因為是受難者家屬，戶口名簿上也都會標示其特殊家屬身分，男生當兵時會有特殊的待遇，住的管區警員會一直來找他們，也會去他們工作的地方調查，甚至也會傳一些煽動人心的謠言，讓別人都不敢接近他們。

劉萬山有一個兒子是先到台北的飯店當清潔人員，因為很努力，還繼續學習，練英語，升到主管。他上班時，警察還是會去找他。但因為不是公家單位，加上老闆對他不錯，所以有辦法升遷。但是若原本教書或者在公家機關的公務人員受到的影響大多了。

蕭伶伃的論文問警察他們那時是怎麼看待政治犯的家屬，他們的回答也很有趣，他們認為要去監控受難者家裡的人，因為他們一定會心懷怨恨，有可能想要報復，所以要管好。另外是他們對待兒子和女兒不一樣，受難者的兒子比較危險，但是女兒嫁出去以後就是別人家的，所以比較不會出問題。其實他們在監督家屬時，是有一些規定要遵守的，就如，不能在喜事或喪事，很多人出現是或對這個家庭很重要的日子去打擾他們。但是規定是規定，怎麼執行則是看負責的警察，像劉勝山的女兒就說，她結婚宴客的那天，特務還特別跑來看她結婚。

劉萬山的另一個兒子，是先到台北學做麵包，再回桃園和她的二姊一起賣麵包。後來兄弟也一起開店賣早餐。他們送人作養女的最小妹妹，住同一村，去了以後也是種田，後來15歲就出外工作，18歲養父母過世，都是靠自己打拼。因為沒結婚，後來也搬回桃園兄長家附近住。另外一個較大的妹妹送去基隆當養女，一開始養父母很疼她，但是隨著不少個弟妹陸續出生，就變成是在那個家庭的幫。

劉萬山的太太邱秀和他的小孩遇到的事情不是所有的受難者家屬都會遇到。像我在76集說過的楊chhôa弟，她先生吳鴻麒過世以後，她還是有辦法繼續教書，甚至當大學教授，這是因為她本身教育程度很好，留學日本，她夫家非常富裕可以支援她和小孩。所以這些女性家屬若是家境好，還有辦法靠自己的專業，助產士，護士或者教書，賺錢。他們也比較能夠讓小孩有較好的教育。邱秀因為自己不識字，家族裡的人也不願幫忙，所以他們的小孩就沒那個機會繼續受教育，很早就外出工作。

但是無論家境好壞，所有的政治受難者家屬都有一些相同的經驗。他們一定會受到警察或者特務的監視，身邊的人親戚或是朋友會怕惹事情，都不敢和他們有交叉。就算是受到比較好的教育的小孩，因為他們的身分，要出國留學，要去公家機關吃頭路都比一般人更困難。最主要是全家的精神壓力是一輩子的。因為警察將他們全家都當成犯人，這不只影響他們找工作，也影響到兒子女兒的嫁娶，他們有一些人是和其他受難者的家屬結婚，但是也有人選擇和監督他們的特務結婚，像高一生的女兒，因為這樣比較安全。 

一個人是政治犯，全家都是政治犯的年代可能結束了，但是現在犯罪人的家屬和親人會受到甚麼樣的對待？ 

有關政治受難者家屬的書有不少，我曾在臉書介紹過的《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沈秀華寫的，去年玉山社重新出版，值得大家找來看看。

蕭伶伃，2009，《走進白色家庭。1950年代政治受難者家屬生命歷程探究》，國立清華大學社會所碩士論文。

113 台灣豬有什麼不同？

若問大家，台灣人吃最多的肉，是什麼肉？應該所有人都知道答案是什麼。台灣人一年吃90萬噸的豬肉，比其他的牛、雞、鴨、魚都更多。最近新聞可以看到政府為了預防非洲豬瘟進入台灣，是用盡辦法在預防。台灣豬有這麼重要？或者豬瘟是有多麼恐怖？今天節目來介紹台灣養豬業的發展。

古早人說沒吃過豬肉，也看過豬走路，現在的人相反，很多人都吃過豬肉，但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看到豬走路。歷史專家說台灣島上的人6000年前就知道抓山豬，2000年前就有人在家裡養豬。

台灣原生豬有山豬，也叫做野豬，以及蘭嶼豬。但是台灣還有跟著早期移民從中國過來的黑豬，最有名的就是桃園豬。桃園豬是1880年代左右從廣東運來到台灣的龍潭和中壢，後來才統一稱為桃園豬，也叫做台灣黑豬。台灣和我們在影片裡頭看到，粉紅色的豬有些不一樣的地方。第一他們的頭比較細長，第二他們耳朵不是朝上，是垂下來的，第三尾巴也不會捲起來，是直的。現在真正的桃園豬已經是國家級的保種族群。蘭嶼豬更少見，他們和其他的豬不一樣，比較小隻，耳朵也很小，也是國家級的保育種類。

若是如此現在的黑豬肉從哪裡來？其實目前台灣養的豬只有一成是台灣黑豬。市面上有的黑毛豬不是全部都是本土豬，這裡頭還有從外國來的，像英國大黑豬。其他所謂的本土豬，大多是桃園豬也是黑毛豬，但是這些豬大部分也都混合外國品種，主要的原因是這樣長得比較快，肉質也比較好吃。真正的山豬或是黑毛豬其實肉比較硬。業者會繼續養台灣黑豬，一個原因是價錢，另外是台灣本土豬雖然長得比較慢，但是他們吃比較隨便，不一定要用飼料，也比較不會生病。

早期農民養豬是副業，主要是豬的經濟效益很高，怎麼說呢？

豬基本上什麼都吃。住在山裡的野豬，是蟲、樹皮、葉子和果子都吃。因此，養豬的人有什麼就可以拿什麼給豬吃，不必再另外準備。在過去美援奶粉剛出現的時候，就發現在台南有人將奶粉給豬吃，因為他們自己不習慣喝牛奶粉。同樣的在北部的海邊，有些人去採海菜給豬吃。在台南玉井，番薯產量比較少，所以他們會拿樹薯給豬吃。大家印象中，豬若不是吃餿水就是吃番薯，在很早以前，一直到1950年代，確實如此。早期的豬都吃番薯，另外，蕃薯藤也叫做豬菜，過去的人會將番薯簽和蕃薯藤一起煮給豬吃。所以養豬的成本不高。再來就是豬排放的糞尿可以推肥。推肥對做事人很重要，雖然那個時候已經使用化學肥料，但是有推肥就可以減少買肥料的支出。接下來吃豬菜長大的豬，殺了後就可以賣，所以養豬是農民的副業。

但是若是要專門養豬的業者，就要想辦法看如何養才能賺錢。豬若要長得快，就不是隨便吃餿水或是豬菜就行。豬仔要長肉和人一樣，也很需要蛋白質，只吃豬菜的豬長得慢。

日本時期政府就開始教大家怎麼用豆餅養豬。什麼是豆餅？就是黃豆，也稱為大豆，榨成沙拉油後，剩下的豆渣tāu-thâu，下去做成豆餅。大豆有蛋白質，所以豬若吃大豆會成長得較快。日本政府推廣豆餅還有另外一個原因，那個時候他們管理中國東北，那個地方生產大豆，在那裏生產的大豆就變成日本人出口的一項產品，在台灣推廣豆餅，讓大豆有銷路。在那時日本人還請專家用豆餅，加台灣本地出產的東西，像番薯，魚粉，米糠調配成適合豬吃的飼料。但是戰後中國東北地區就不能繼續提供台灣大豆。給豬吃的豆餅減少。一開始國民政府是叫農民用台灣自己的生產的東西，因為豆餅進口成本很高。那個時候政府想到的是用土豆餅來代替，雖然土豆餅比較便宜，但是土豆有黃麴毒素，還很難保存。

同樣在戰後，美國為了提高美國農產的銷售，開始推廣美式的營養觀念。那個時候台灣每一個人吃的蛋白質太少，外國人都吃肉才會比較高。所以政府也認為要提高肉類的生產，養豬變成是需要推廣的產業。以現在的觀念來看，其實不知道為什麼增加蛋白質需要推廣養豬，但是那時的政策就是如此。政府推廣養豬，也開始推廣用玉米養豬。為什麼玉米？因為美國政府援助台灣也希望能夠推廣美國的農產品，那個時候玉米是其中的一項產品。

用玉米混其他的東西變成飼料，是乾的飼料。早期要將要給豬吃的餿水、番薯、豬菜都須先煮過，若豬吃乾的飼料會方便很多。所以1960年代台灣生產混美國玉米的飼料工廠開始變多，統一公司就是先做麵粉和飼料，賺到錢以後才開始做其他食品。當然這也讓台灣進口美國玉米的量提高很多。台灣養豬這個產業也越做越大。

一直到1997年發生口蹄疫之前，台灣豬肉出口量很多，曾經是世界排名第二。最多的時候全台灣有2500萬隻豬。台灣飼養技術進步和豬隻改良，讓1980年代算是台灣養豬最好的年代，那個時候養豬是台灣農業產值第一名的項目。一直到1990年代台灣豬肉產值是八、九百億台幣，而且有四成的豬肉都賣到日本，當時日本進口的豬，每兩隻就有一隻是台灣豬。

因為台灣豬價格好，不夠販售，開始有業者從中國、東南亞進口豬肉又轉賣，甚至也有活跳跳的豬仔是坐船偷渡來台灣。後來1997年發生口蹄疫，雖然這個病對人影響不大，但是口蹄疫 (豬瘟) 對豬的影響卻很大。當時是一個星期內全台灣各地的養豬場都發現得這個病。當時雖然農委會也派軍人去撲殺豬，但是並不完全，很快政府的對策是替所有的豬打預防針。因為台灣是打針而不是全面撲殺(撼死hmh-sí)，所以台灣一直都無法從口蹄疫的疫區除名，台灣豬肉也無法出口。

為了讓台灣豬完全沒口蹄疫，政府花在研究，打針，消毒的錢，一年有一、二十億，二十多年來總共花費四、五百億，一直到去年才讓台灣的豬肉出口不再受到限制。所以說非洲豬瘟若進入台灣會多恐怖？非洲豬瘟特別的是它可以在已經凍豬肉內在活1,000天，豬仔得病與死亡的機會是百分之百，且到現在是無疫苗或藥物可治療。

和其他的肉一樣，沒冷凍過的溫體豬肉的價錢加很高，一方面是有消費者比較喜歡沒冰凍過的肉，另外一方面是養豬和豬販子的顧慮。豬若先殺再賣，就一定要快速賣完。但是活體買賣可以等價錢好的時候才殺。所以這幾年活體豬的買賣增加很多。動物保護團體一直要求政府不要再開放活體豬的買賣，因為豬仔要運去較遠的地方，不僅豬仔飽受煎熬，環境成本也高。但是這幾年活體豬進出口全世界都在增加。2018年在屏東的平埔黑豬是第一批坐飛機，被賣到香港的台灣豬。現在政府也開放越南活體豬進口，因為防疫期間，豬和人一樣要隔離，而且豬需要隔離的時間更久。

劉志偉，2009，國際農糧體制與台灣的糧食依賴：戰後台灣養豬業的歷史考察。台灣史研究 16 (2): 105-160.

112 四二四事件和黃晴美

在戒嚴時住在台灣的人受到許多限制，無論是言論、行動、思想都受到管制 那個時候在海外關心台灣的人 反而是台灣民主運動很重要的支援，這些人裏頭有不少是支持台灣獨立的。他們會在國外抗議，寫信，刊報紙支援台灣的政治犯 也計畫怎麼樣才能夠改變台灣的政治環境。今天我們來說1970年四月二十四日刺殺蔣經國的案的經過和這個事件對台灣的影響，也介紹參加這個事件的女性 黃晴美。

1960年代的美國社會有很大的變化，那個時候有很多社會運動，要求民主、人權和自由。當時台灣拿獎學金去美國的留學生也變多，這些年輕人到美國看到當時的美國才知道台灣種種不合理的限制和了解台灣需要的改革。這個刺殺蔣經國的事件就是在這種背景計劃出來的。參與的四個人裏頭，鄭自才，黃文雄，黃晴美，都是拿到獎學金去美國留學。鄭自才和黃晴美也都說到他們在美國看到和參加過的人權運動對他們產生很大的影響。

1970年黃文雄和鄭自才加入台灣獨立建國聯盟，那時《紐約時報》報導蔣經國即將訪美。他們認為如果能在海外成功刺殺蔣經國，可以給台灣一個翻身的機會。所以在蔣經國訪美的消息確定後，鄭自才、黃文雄、黃晴美他們三個和賴文雄就開始計劃。鄭自才和黃晴美兩人是夫妻，黃文雄是黃晴美的哥哥，是鄭自才的大舅子。賴文雄是當時台獨聯盟的成員。原本他們是要抽籤決定誰要去開槍，黃文雄自己是怕鄭自才抽到，這樣他的小妹和兩個外甥gōe-seng-á要怎麼辦？而且這幾個人，只有黃文雄沒結婚，沒小孩，他就想說應該他去開槍才不會拖累到太多人。他們的計畫是要接近蔣經國才開槍，才不會去傷害到無辜的人，影響到大家對台獨運動的看法。另外就是若這樣做，不是派黑道去暗殺，這件事變成一條重大的國際新聞，才會引起大家的注意，讓全世界注意到台灣的政治問題。

所以1970年四月的時候，蔣經國是以行政院副院長的身分去美國訪問10天。在4月24在紐約中央公園旁邊的Plaza Hotel有安排一場演講。他從他住的飯店到演講地方很近，那天台灣同鄉會已經在飯店前抗議。黃晴美和黃文雄假做男女朋友假裝散步到蔣經國要去演講的飯店附近。到飯店轉角的時候黃晴美將藏在她的皮包的槍交給黃文雄。黃文雄拿到後走到飯店門口，那個時候蔣經國已經下車，所以他就向蔣經國開一槍。但是他要開槍的時候，美國警員已經發現，就出手擋他，那一槍就打歪去，射到飯店入口的門。所以警察都就跑過來，將他壓下地下。當時在門口在發傳單的鄭自才，看見黃文雄被警察壓在地下，就衝出去要救他，卻馬上就被警察拿棍子打，眼鏡破掉，血流的整面。接下來，兩人都被警察抓走。

除了替他們請律師，為了將他們兩個人保出來，海外同鄉會開始募捐，台灣人捐錢的速度讓美國人也驚到。那個時候在美國的留學生都很窮，但是很多人捐錢，10元100元在捐。已經在美國工作買房的台灣人，是將房子拿去抵押，去借錢出來捐。二十萬美金的保證金那個時候是很多錢，但是台獨聯盟和同鄉會很快就有了，這也讓蔣經國知道，原來有這麼多少人心裡是支持這件事。

他們兩個保出來以後，發現官司是對他們越來越不利，他們會被判刑坐監，後來黃文雄和鄭自才兩個人決定不要進去監獄，就分路逃跑。那黃晴美呢？

按照黃文雄和鄭自才的說法，黃晴美自開始就知道這件事，也有參與。包括他們拿到槍去練習打槍的時候，黃晴美和小孩也都開車跟著他們一起去。對黃文雄和鄭自才來說，黃晴美一直在支援他們。鄭自才說，他知道黃晴美有能力自己在美國找到工作將兩個小孩養大，才敢這樣做。黃晴美自己是說，她一直相信她大哥和她夫婿的判斷，而且她也知道無論如何她都有辦法照顧自己和小孩。

黃晴美是誰？她和黃文雄是新竹人，他們的爸爸是在公家單位吃頭路的工程師 兩個人都在新竹出生，家境不是多好。因為家裡有很多小孩，黃晴美雖然知道沒錢可以出國，但是看到讀師範的同學要出國，也為了不要輸別人就去申請。後來Pittsburg大學社會系要給她獎學金去讀書，她就借錢買機票去美國。用學校的獎學金還機票錢。她和鄭自才是在一個聚會認識，後來結婚，鄭自才也找到建築師的工作，生兩個小孩。她碩士讀一年後因為結婚生小孩就沒繼續，但是她一直都有參加不少當地的社會運動後來也參加台獨運動。 

他們家就像台獨人士的太太和小孩聚集的地方，也像一間小間工廠，抗議舉的牌子，拿的布條都是在那裏的女人一起做出來的，這些女性對參與活動的夫婿來說是很大的支持。因為大家都有小孩，所以她們還會輪流留一兩個人顧所有的小孩，讓其他的媽媽可以去支援抗議活動。蔣經國去美國一下飛機看到的抗議的布條，也是黃晴美帶進去的。

在刺蔣案發生後，她說她看到警察抓自己的哥哥，打自己的丈夫也很想衝過去，但是想到兩個小孩就無法動。接下來她就自己去找到工作，照顧兩個孩子。後來知道鄭自才偷跑去瑞典，就帶著兩個孩子和行李到瑞典找鄭自才。他們一起在瑞典平靜的生活時間沒多久，一年以後美國政府就要求引渡鄭自才。黃晴美和瑞典的人權團體想辦法要救鄭自才。為了保護政治犯，按照國際公約和法律，只要是政治性犯罪，就是政治原因的時候，是不能引渡。但是後來瑞典決定將他送回美國，鄭自才知道以後，就在監獄裏頭開始絕食抗議。黃晴美也開始陪她的丈夫在監獄外面絕食。那個時候瑞典的報紙都有報，四天不吃以後，鄭自才還是被押上飛機。黃晴美在那天還去機場，繼續拿他自己的喇叭像所有的旅客解說，為什麼瑞典不應該將鄭自才送回美國和蔣介石在台灣的作為。後來黃晴美因為太多天沒吃飯，人就昏倒在機場，被送進醫院。鄭自才也是上飛機身體不支也昏過去，所以飛機不敢繼續飛，就停下來在隔壁國的哥本哈根，但是當地政府也不願收留他，也沒有航空公司願意將他載走，後來才找到一台飛機將他載到英國。引渡鄭自才變成一件很麻煩的國際案件，因為原本應該是台灣的政治事件，卻發生在美國。這個政治犯還跑到其他國家要求政治保護。所以英國先找一個偷渡的罪名將鄭自才抓起來，叫美國再申請引渡。

黃晴美知道他的丈夫關在英國，又從瑞典跑去救他。瑞典和英國的人權團體一直替他打官司，要求不可以引渡政治犯。在英國的官司從地方法院開始一直告到最高法院，雖然英國法官都清楚這是一件政治事件，但是考慮到和美國的關係，最後投票還是以三比二的票數決定將他送回美國。 

鄭自才在美國坐牢時，黃晴美又開始自己一個人和兩個小孩在瑞典生活，這次她要學瑞典語言。鄭自才在美國服刑快要兩年後，回去到瑞典，但是不多久他們兩人就離婚。黃晴美在瑞典開始她自己獨立的生活，在那裏參與當地的社會運動，學會瑞典話以後也教移民瑞典語。她在瑞典的大學讀語言學以後，也開始學習台文寫作，到現在她留下不少篇台文文章。

黃文雄有一次的訪問說，他承認無論甚麼原因殺人就是不對，他並不要替自己說什麼或者說這件事是對的，但是他希望大家能夠用同樣的標準和要求來看待蔣介石和蔣經國所做的事。雖然暴力是不對的，但是這件事有達到他們原本計畫中的效果，不僅上國際新聞，也讓所有的人都問為什麼？為什麼他們要這樣做？這四個人本來可以過上很好生活，都受很好的教育，是專業人士，甚至在美國有很好的職業也有家庭，他們卻願意犧牲自己和自己的家庭。就是因為這件事引起很多討論，所以這個事件對台灣後來的發展影響很大。蔣經國以後都不敢再出國，他也真正開始思考，為什麼有人會要殺他，台灣人倒底要什麼？他一方面對待政治犯是更嚴格，更多人被判死刑；但是另外一方面開始重用台灣人，謝東閔、李登輝、林洋港都是那個事件以後開始進入政府當官。

除了蔣經國，其他已經好幾十年不敢管政治，批評政府的台灣人，也想說為什麼這些人要做這些犧牲，這件事讓台灣人開始思考政治的問題，讓更多人願意站出來，也有後來所有的民主運動。這個事件和多次上國際新聞，這也讓美國和世界注意到台灣的政治狀況和蔣家政權對台灣人的影響。

鄭自才後來從瑞典去加拿大，1991年偷渡回台，黃文雄在國外流浪25年，直到1996年才入境台灣。在1997年他們三個都有參加《刺蔣》這齣紀錄片，接受訪問。黃晴美在裡頭說：「我從頭到尾都沒認為這是個人的悲劇，對我來說這是全部台灣人的奮鬥，我這次是因為某種機緣，我剛好走在最前面而已。」

黃晴美後來開始寫台文，寫不少篇她和她的家庭和這個事件的文章在台文通訊BONG報，大家可以去找出來看看。

111 梳頭、剃頭、做頭髮

現在剪頭髮很方便，有百元理髮也有好幾千塊的剪髮，洗頭髮精也百百種。過去並不是這樣，不僅大部分人很少洗頭，更少人會理髮或剪頭髮。當然髮型每個人都差不多一樣。今天我們來談談台灣人洗頭整理頭髮的習慣和方式怎麼改變。

雖然人說，一日剃頭，三日緣投，但是這應該是後來才有的說法。在十九世紀的台灣人，一輩子都不太有剃髮和剪髮的機會，因為大家都留長髮。頭髮被剪短的人都有特殊的原因，若不是出家，就是犯罪，才會被人剪頭髮。雖然大家都留長頭髮，但是大家的頭髮都會綁，無論男女，頭髮一定要綁起來。

男女不一樣的地方是小男生可以剃光頭，也有男生是旁邊都剃掉，只留一撮在中間綁起來，也因此，路邊會有剃頭師傅替男生剃頭。剃頭師傅有的是在家門口，更多人是扛著擔子和工具四處走，問看誰要理頭。那個時候只有用熱水，直接用剃頭刀剃，是很痛的，也很危險。加上衛生不好，所以有些病會因為剃頭傳染。男生可以在路邊剃頭，女生會在外見剪頭髮嗎？其實最早時女性很少出門，也不會在外面剪頭髮，全都是自己在家處理。

日本時代開始才鼓勵剪頭髮，不要綁腳，也叫做剃頭運動，就是請大家，尤其男生將頭髮剪掉，主要是為了衛生。那時也開始有替人理髮、剪髮的店，男生的叫理髮店，女性叫結髮所。那時起也不是隨便人都可以當理髮師，要經過國家考試才能拿到執照。法令對理髮店的規定很嚴格，很注重衛生，政府會定期派人檢查，剪髮器具是否消毒，店內環境是否乾淨。從那個時候開始男生和女生都有地方理髮。而且理頭變成是去一個很舒適，有很多大面鏡子的地方，就變成是一種享受。因為一次要花不少錢，若不是很有錢的人，一年僅過年時進去被人剪一次頭髮就算很好了。

先前在84集的時候說過，過去的人無法每天洗身體，若是這樣，洗頭髮就更困難了。女性又留長頭髮，所以他們每天用一隻做得很密的梳子thâu-mn̂g-bín用不少時間梳頭loa̍h-thâu-mng。一個是常梳比較整齊較好看，第二是可以按摩頭殼皮，第三最重要的是可以將頭上的蟲卵，髒東西都梳下來。過去洗頭都用冷水，所以用梳的，不必水洗比較不會得頭風或感冒。後來女生也開始流行短頭髮，洗髮也變頻繁，就比較少人這樣做了

為了保持頭髮滋潤，過去還使用頭髮油來抹頭髮。有苦茶油，山茶花油，香油也可以，還有一種叫做燻油，洗頭髮後滴幾滴在清水中脫一脫，不只可以讓頭髮不乾燥，還可以預防頭蝨，因為燻油是樟樹做的。怎麼做？拿一個甕裝花生油放入土中，再將裝樟木的罐子倒蓋在上面，接著用泥漿封住罐口，然後用粗糠慢慢悶燒，燒三天三夜後，甕裡的油就變成燻油了。

戰爭以後，台灣理髮店變多，在都市開始有高級的美容院，像在西門町開的「台北紅玫瑰」就是從上海來的師傅。這間店1954年開幕，那個時候剃頭師傅、修指甲、加服務生湊一湊有40多人，門口還有很多人在擦鞋。但是這是很高級的店，不是一般人消費得起的。

一般是有不少家庭式的理髮店，這種店男生頭、女生頭都會剪。再來就是政府機構和學校也都有設剃頭部，一直到現在台灣大學裡頭的理髮部還在。1950年代的時候，在鄉下還有剃頭師傅，是騎自己的腳踏車，提大包小包的工具到村裡幫人剃頭。要剃頭髮的人會自己端著臉盆排隊等。理髮師會固定一段時間再來。他們不只來剃頭，也會和大家報告在別的村子聽到或者看到的事情，讓大家知道外面發生哪些事。聽說還有包庄服務，就是全村子的人都固定讓同一個師傅理髮，每半年才算一次帳，都是結米不結錢。

過去頭髮和穿著一樣，代表年紀和身分，也分男生女生，中下階層的男生和老大人不是剃光頭就是平頭，中上階層的男性才梳西裝頭，小男孩一定是光頭不然就是平頭。小女孩是綁成辮子，女學生就剪成短髮，結婚後都盤髮thâu-tsáng或燙短髮。大家的髮型都差不多，沒什麼變化。台灣女生剪短頭髮和燙頭髮是1920年左右才開始，當然是很時髦的事情，並不是很常見。

學生的頭髮是從日本時代就受到管制，國民政府來以後也是繼續管制。1952年開始，教育部規定男學生頭髮不超過三分，女學生頭髮不超過耳朵，像軍隊一樣。尤其在1950年代為了要反攻大陸，大家都不可以浪費的年代，都要求大家穿著要樸素。化妝打扮是被笑 被認為不妥當。那個時候女學生最怕被檢查頭髮，被別人說愛漂亮。 

1970年代開始一般人才比較常可以進去理髮店或美容院，那個時候台灣也跟世界一樣出現很多變化，一個當然是經濟開始變好，另外一個是國外開始出現學生運動和嬉皮運動，年輕人的頭髮、穿著都不要再被人管。留長頭髮變成是年輕人反抗的方式。但是學校和社會並沒很快就接受，那時的警察還為了維護善良風氣，會將頭髮留太長，穿著太怪，尤其看不出是男女的人抓去訓導。當時新聞局會將電視上出現留長頭髮，穿著奇怪的人都剪掉，所以有些影片剪得都沒人看得懂。有一次外國的電視節目請披頭四來表演，但是從頭到尾都沒看到人，還有一次電視放英國足球賽的時，有一個足球員的頭髮太長，所以他的人都剪掉。那個時候頭髮到底可以留多長，議員、家長、學生、理髮師、教育專家都有意見。這個討論在1970年代就有很多。討論我很早在19集介紹台灣制服的歷史就說過說學生的頭髮和制服的討論在日本時代就有了。

1970年代還有另外一個特色，有特別服務的馬殺雞變多，這也讓真正在經營剃頭店的業者開始想說怎麼專業化。「二十創意」是最早的業者聯盟，為了提升剪頭髮、電頭髮的技術，他們一起訓練員工，考試，分享技術，也開發產品。雖然這幾間參加聯盟的業者後來沒辦法繼續合作，但是從這開始，台灣的美容店開始開發連鎖的商業模式。現在的小林、曼都，都是從這裡發展出來的。

加上1978年開放出國觀光 業者也去參考國外的做頭髮店是長什麼樣子，用那些工具，甚至到國外交流。同一個時間，美吾髮的產品上市，這間原來是專門進口頭髮有關的產品公司，後來也自己設工廠。為了推廣自己的產品，這間公司開始請日本人來教怎麼做頭髮，順便也教大家怎麼經營做頭髮店。雖然原本的意思是要賣產品，但是他們四處辦活動，除了介紹自己的產品也免費教這些美髮店的老闆經營的方式，這讓台灣的美髮店開始現代化的經營，連鎖店也越開越多。一直到1980年代，從不同國家來台灣開班教怎麼剪頭髮、電頭髮的外國設計師變很多，台灣也開始辦國際比賽，讓國內和國外的業者互相學習。社會大眾也開始將做頭髮看作一項專業技術。而且這項技術還包括可以按照客人的條件和需要來變化，所以這些替人剪頭髮、燙頭髮的師傅就變叫做設計師。因為這個行業越來越專業，裏頭的工作分配也越分越細，男生去學做頭髮，變成設計師也漸漸變多。幾年一百元剪頭髮的店，越開越多，我想和台灣的經濟和生活方式的改變也都有關係。現在因為疫情，不少人應該比較少去店裡洗頭、做頭髮，你們想接下來這個行業會有什麼新的發展和變化呢？

感謝大家收聽台灣人台灣事，我是Hena的媽媽，大家再會。

陳怡帆，2008，《身體的風格化歷程—以美髮行為討論日常生活美學實踐》。國立清華大學社會所碩士論文。

賴志彰，2014，《工具理性下台灣理髮業的變遷》。國立台南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110 原住民自治也算叛亂？

國民政府剛來台灣的時候，也有不少在地方上很有影響力的原住民菁英，就是因為他們是地方的領袖，對政治也有自己的想法，他們也受到政治迫害。我們今天就以阿里山鄒族的湯守仁案來了解原住民的白色恐怖，他們在那個年代遇到的又是什麼問題，他們又怎麼面對當時國家政府的迫害。

今天要說的案件雖然被取名為湯守仁案，但是這個事件，不是只有他一個主角，這個案件裡有六個原住民被判死刑，兩個原住民被關，他們都是當時的原住民菁英，有教師鄉長、有醫生、有警察、少校siàu-hāu，也有當時的省議員，其中五位是阿里山的鄒族人，三位是角板山Kak-pán-soaⁿ的泰雅族人。

這個案件因為留下來的資料不少，已經有不少研究。今天從這個案件主要可看到原住民在白色恐怖時期的經驗和所受到的影響，也可以看得出當時政府用什麼情報手段將這些人判刑。 

以現在的觀點來看，湯守仁和其他原住民會被判刑，是和阿里山鄒族人參加二二八有關。二二八事件發生時，嘉義地區的衝突最大。當時嘉義民兵就請阿里山上的鄒族來幫忙。為什麼找他們？一是鄒族人很團結，他們主要是打獵維生，人數很少，所以他們的集體性很強，自小受到的訓練，讓他們人少但是不會被附近的其他族群欺負。另外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戰爭時，不少鄒族人被派去南洋打仗，大約有500人去，還有200多人回來。所以他們有不少人是受過軍事訓練，有打戰經驗的人。嘉義民兵特別去找湯守仁，因為他不僅打過仗，他還當到日本軍官，湯守仁就請當時吳鳳鄉，現在改叫阿里山鄉的鄉長高一生派人，讓他帶著60多人到嘉義維持治安。本來是要維持嘉義治安，後來卻變成在水上機場的槍戰，所以湯守仁和高一生都被警察抓走，後來是當省議員的泰雅族的林瑞昌將他們兩個保出來，他們才沒被判刑。

因為湯守仁和高一生這兩人參加過二二八，國民黨認為他們有反抗和叛亂puān-luān的思想，同時也因為這兩人在地方的名聲和影響力都很大，所以就開始注意他們，但是又不敢隨便動這兩個人，因為怕其他原住民反抗。

這兩個這麼有影響力的人是誰？我先講湯守仁。湯守仁他的鄒族名叫做Yapasuyong Yulunana是日本時期就是軍官，他被派到海外受訓，又參加戰爭，然後被人抓去西伯利亞，幸好不是真正的日本人，所以才將他放回台灣。他當時已經是中尉tiong-ùi。台灣人當日本兵，大部分的人都是做軍伕，有真正軍人身分的已經很了不起，在日本軍隊裏頭當官的人非常少，湯守仁卻有辦法升到中尉。所以國民政府來時，給他的待遇還算不錯，讓他當少校。他是一個受過軍事訓練，知道怎麼做戰的人，回到故鄉也受到很多人的尊重，尤其和他一樣參加過戰爭的鄒族人都聽他的。

另外一位是吳鳳鄉的鄉長高一生Uyongu Yatauyungana，他是一個思想家，教育家，甚至也寫不少歌曲。1994年以後在台灣，在日本有關他的研究和出版很多。他年紀比湯守仁大，也是鄒族人，後來進入台南師範學校讀書，還沒畢業就幫助蘇俄語言學家做鄒族語言調查。他在1930年拿到得公學校的教師資格，回去阿里山教書。他是鄒族人裡，第一位接受高等教育的人，他對鄒族的兒童教育很注重，回家鄉後也開始想要改變當地的生活，就像說，不要在將人埋葬在屋內這種傳統習俗。國民政府來台灣以後，他就成為官派的鄉長。

高一生就他受過的教育和他對當時政治局勢的判斷，認為鄒族和其他的原住民應該自治chū-tī才是最理想的。他會這樣想有很多原因，一個是鄒族本身人數就很少，所以集體性很強，才能夠抵抗外面人的攻擊，自治才能避免外來的影響。另外是文化上的差別，無論是日本人或是後來的國民政府所立定的山地政策其實都無不是真正適合鄒族的生活文化。還有就是他看到戰後的局勢，是受日本文化影響的台灣人和將日本人當作仇人的中國人，這群人因為語言和文化的不同，又加上國民政府的作為，產生不少衝突和問題。他認為原住民只能靠自己找到真正生存下去的方式，自治是最理想的。

雖然他受的是日本教育，但是他對鄒族的傳承非常關心，在日本時代在徵兵的時候，他就反對年輕人都去當兵，鄒族的人口本來就很少，他擔心男生都去當兵不回來，鄒族就會漸漸消逝。後來他被抓走後，也特別吩咐他太太，家裡的土地不能賣掉，這也和保存鄒族的人，土地和文化有關係。

在二二八的時候，他派人和湯守仁去參與，是為了維持嘉義的治安，因為在嘉義的人請他們鄒族人去幫忙。但是他沒想到在水上機場卻發生衝突，所以他認為要趕快回阿里山守著。那個時候湯守仁已經攻下一個兵器和砲彈的倉庫，所以他們就將這些武器都運回阿里山。 

高一生在國民政府來台灣的時候就曾和其他原住民族的領袖，向政府提出高山自治的要求。但是二二八之後，他知道無法和國民政府說高山自治的議題，他就開始忙阿里山鄒族的經濟，至少讓族人有穩定的經濟收入。他先向政府申請地開墾。再來還設集體農場，為了開發這個農場還向政府貸款，他四處找可以種在那個地方的農作物，像麻竹，水稻，鼓勵鄒族人開始轉作農，而且是種可以長期經營，定期耕種的農作物。

後來這兩個鄒族菁英怎麼被抓去槍殺？到底發生什麼事？

鄒族和其他原住民族一樣，一方面國民黨想要管理他們，另一方面共產黨也想要這些原住民加入組織。在這樣的情形下，共產組織開始和湯守仁接觸，台大和師範學院發生四六事件300多個學生被抓的事情以後，也有師大的學生躲到阿里山。同一個時候，阿里山上有二二八的時候，運上來的兵器和受過軍事訓練的族人。在這個時候，湯守仁與泰雅族的林瑞昌（樂信·瓦旦Losing Watan）組織一個「高砂族自治會」，後來也叫做「蓬萊族解放委員會」。湯守仁參加阿里山鄉代表選舉，1950年選上，又參加縣的參議員選舉也當選。

但是差不多同一個時間在台灣的共產組織裡「山地工作委員會」的人被抓，從這些人口中，情報單位開始知道阿里山有武器，阿里山的鄒族想要自治，山上有收留過有共產思想的人。所以他們開始派人去阿里山監督湯守仁和高一生。線民從1950年開始紀錄這兩個人，還有其他阿里山鄉的菁英的行動，每天報告。

湯守仁因為組織高砂族自治會，又因為擁有武器用叛亂的罪名被抓，這個過程中他有自新，也就是自動交出原來藏在阿里山的武器，他原本以為這樣就會判比較輕，但是後來也是被槍決。

但是高一生是在開墾農場，又怎麼被抓走？情報單位為了抓高一生，開始在部落裡頭煽動一些本來就對高一生不滿的人。因為高一生回去部落做不少改革，所以部落有些人對高一生很有意見。情報局派到阿里山上的人開始說高一生貪汙，說他自己將政府補助，還有政府給農場的貸款都藏起來，好讓鄒族的人不再信任他。然後才將他抓走。他被抓的時候的罪名是貪汙，後來卻變成匪諜叛亂罪。因為二二八時候，阿里山屬於台南縣，台南縣長怕受到民兵攻擊，就逮他的人跑去山上找高一生，在高一生家裡躲了一個星期。後來這個從中國來的台南縣長，卻又跑回中國，還做海軍司令員。所以高一生就變成是偷藏匪諜，知匪不報的人。

這個案件被抓走的9個人，原來經過司令部審判後，並非判死刑，但是名單送到蔣介石手中以後，裏頭六個原住民領袖才改成死刑。後來有學者說，這是一種讓原住民不敢再思考自治發展的手段。這也是為什麼後來很多不合理的山地政策都沒人反抗。

這個案件對原住民運動的影響很大，也讓阿里山鄒族內部出現分化。原本族人因為教育程度不同，因為年紀不同，或是經濟能力不同，對族群發展就有不同立場和想法，但是這個案件讓原來強調集體和團結的鄒族人出現更嚴重的分化。而且也讓原住民更進一步的黨國化，就是原來原住民是受害者，卻為了避免再遇到迫害，開始加入國民黨，支持國民黨政府。

從高一生的作為我們可以看出他做一個台灣少數民族的態度和理念，當時無論是共產黨的蔡孝乾，在嘉義對抗國軍的民兵，從中國來的台南縣長，他們來請他支援的時候，他都沒有拒絕。他並沒有想要加入共產黨，也不要國民黨，他也不特別支持當時所說的外省人或是本省人，他要的是原住民可以自己經濟獨立，可以自己用自己的方式管理。解嚴以後，1993年阿里山發起鄒是會議，後來成立鄒族文藝基金會，到現在的原住民族部落大學，都是要建立鄒族內部的對話交流，要重新建立鄒族的認同，和當時高一生的想法是一樣的。

我今天只說阿里山鄒族的湯守仁和高一生，這個案件裡頭還有一個也被判死刑的林瑞昌，樂信·瓦旦 他是泰雅族人。泰雅族人是在白色恐怖時受難人數最多的原住民族。林瑞昌也是二二八事件時，將湯守仁和高一生保出來的省議員。這個人的一生是個傳奇，大家可以在線上找到這個人的資料。再過幾天我也會將他的故事寫在台灣人台灣事的臉書上面，請大家記得上去看。

這集節目有特別參考師範大學汪明輝教授的演講，汪老師本身是鄒族人，這個案件受害者之一汪清山當時阿里山的警察就是他的叔公，他這個演講可以在線上人權教育故事館看得到。 

國家人權博物館有將高一生在監獄裡寫的56封信，他是一個思想家是一個文人，寫給妻子的信很感人，而且他還創作很多首歌給他家裏的人。

陳忠禹，從檔案看原住民政治受難個案：以「湯守仁叛亂案檔案」為中心，檔案半年刊，14 (1): 45 - 66

109 台灣女性故事 趙秀蓉

趙秀蓉本來的名字叫做Elena-Pia Frongia。她來到台灣才取為秀蓉。她是1932年在義大利的一個島Sardinia出生。他們家有十個兄弟姊妹，她是全家最小的小孩，出生的時候最大的姊姊已經二十六歲了。家裡雖然不是很富有，但是也過得不錯，她又是最小的，所以大家都很疼她。因為全家都是虔誠的天主教徒，所以她也是。她高中畢業十八歲的時候就想要加入修會，學其他的神父修女去偏僻的地方服務。當然他們的父母並不願意她去做修女。但是她先和家人說她去修女院工作，一直到21歲才正式入會。那個時候傳教修女會離她家很近，叫做耶穌肋le̍k傷會Missionary Sisters Del Sacro，所以她加入這個修女會剛好符合她想要去國外偏僻的地方服務的心意。

為了能去國外傳教，趙秀蓉在修會裡頭繼續讀書，學護理，編織，做衣服，和一些生活需要的技能。當時耶穌會有一個紀書年神父在台灣新竹尖石鄉服務。但是記神父需要更多人幫忙，尤其當地的婦女和小孩需要有人去服務。所以趙秀蓉正式入會半年後，在1961年就和其他五個修女被派到台灣來，台灣新竹也是耶穌肋傷會第一個服務的地區。

他要來台灣的時候，耶穌會的總會長送她們一尊San Ignacio的石膏像，還跟她們說，我以San Ignacio的名派你們去台灣原住民地區傳教，就像當初San Ignacio派San Francisco Javier去傳教一樣。趙秀蓉聽到很高興，因為San Ignacio是耶穌會的創辦者，San Francisco Javier 是天主教的歷史上很偉大的傳教士，在十六世記的時候將天主教傳到印度、馬來西亞和日本。趙秀蓉還特別將她們拿到這個石膏像的過程和意義都寫下來，貼在神像的下面，提醒自己和鼓勵自己。

耶穌肋傷會在台灣的第一個會院是在新竹橫山Hoâiⁿ-san的九讚頭。趙秀蓉就先來這個地方，第一年先學華語。但是九讚頭是客家人的地區，1960年代那個地方三十歲以上的人多數不會說華語，所以趙秀蓉除了學華語還學會講客家話kheh-ōe。她客家話說得很好，是很正確的海陸腔，當地年輕人聽到都會覺得很神奇，一個外國人會說這麼標準的客家話。

後來她就開始，一星期用兩天的時間走路到尖石鄉的那羅協助記書年神父。那個時候從九讚頭到那羅只有山路，也沒有車，是要用走的才會到。這條路現在開車要一個小時的時間，大家可以算算若用走的要走多久，她每星期都會用走的去。一開始尖石鄉只有一間用竹子搭起來的天主堂，後來才開始蓋房子，過不到幾年他就從九讚頭調到尖石鄉服務，也總算完成他小時候想到偏僻地區服務的願望。.

從那個時候開始，她在尖石鄉那羅部落裡設立道理班和托兒所，他也用San Francisco Javier的名，將幼兒園取名為方濟。到現在在那羅的人，五十歲以下的都被她教過。有的學生是一家三代都是她的學生，在那裏大家都叫他mumu 泰雅族語就是媽媽的意思。一開始這些托兒所的小孩也是她一戶一戶去拜訪，才有的。趙秀容對那羅的教育貢獻很大，她也有一套自己的教育理念，她說：「要讓孩子的心靈獲得滿足，不追求世俗名利，他們整個人就會變好。」後來小孩比較大以後，為了讓原住民孩子多了解自己的文化，姆姆鼓勵他們成立傳統文化社團，而孩子們也積極延請部落的耆老來跟大家上課。她在托兒所裡也安排小孩學母語。

她去那裏先拜訪家庭，認識在那裡的婦女，了解他們的工作和小孩，她會幫忙做工和她們聊天。為了增加他們家庭收入，她也成立婦女裁縫班教他們做衣服。她自己會先去新竹市區買布和毛線，還得為每個人準備裝滿裁縫用品的小包包；接著，提著一大包上課用品，花兩個多小時的時間，從尖石徒步到那羅，回來教大家怎麼做衣服，織毛衣。她放音樂給大家聽、大家一邊唱歌、一邊工作。在那裡女性學裁縫，孩子們在托兒所內作功課，較小的嬰孩是在旁邊玩或者睡覺。後來學會以後，就有些人會去中壢拿衣服回來做，甚至也有人學會後自己開店幫人做衣服。

她和紀書年神父也每個月都去山上拜訪一次，他們從一個部落走到另一個部落 田埔 秀巒 泰崗 新光 ...他們都去。山上沒醫療設備，生病嚴重的人要抬到竹東才有診所和醫院，很多人還沒有扛到山下就過世了。趙秀蓉和神父他們都用竹籃揹著大包小包的藥和救濟的物資去拜訪。通常他們是白天走路，晚上到，會拜訪家庭，送他們物品，也會聚會講道，隔天大家要去做田，他們會跟著出門。因為他們並無法固定在那裡幫忙，所以後來也會請部落裡的女性幫忙，將藥和物資都交給他們，讓他們負責一部分的工作。後來一些山路修整變成產業道路，趙秀蓉還和其他姊妹合資買了一台摩托車騎，這樣她去拜訪就比較方便。在那個年代摩托車很罕見，女性騎摩托車很少，一個修女騎摩托車在山上跑來跑去更少見，所以若聽到摩托車聲，部落裡的人就知道趙秀蓉來了。

現在聽起來很偉大的事工並不是沒遇到困難。在1972年，他和神父和修女去後山傳教的時候，遇到颱風，她們所有的人只好留在司馬庫斯四天，沒想到下山後，看到教堂和幼兒園全都被水沖壞了，衣服、日常用品、包括一些重要的文件都沒了。其他兩個修女，就決定先返回義大利，只有趙秀蓉選擇留下來。她想說她答應那些孩子夏天要替一場暑假的活動，陪他們一起寫功課，一起靈修。趙秀蓉只好從頭開始重蓋天主堂和托兒所。

她先寫信回家，希望家人可以幫忙。她的父母還跑來台灣看她，看見她生活那麼辛苦，一直要她回家。但是當他們了解她就是要留在那裏的時候，他們也捐錢讓她可以繼續在尖山鄉服務。為了要有經費重建天主堂她還回義大利募捐。她從1961年來台灣的這60年，只有回義大利6次，其中2次回去是為了募款。

除了耶穌會總會長送她的石膏像不時鼓勵她以外，她的信心也一直很堅定。她自己說有一次她帶領孩子去後山回來時，又遇到颱風，她帶小孩回到住處的時候，發現房子和所有的東西都被大水沖走了，連護照也沒有了。為了要買日常用品，她還是騎車去竹東。一路上她非常的痛苦，忽然，她發現心裡看到遠遠的地方有一道光，從那個時候開始，她就不再煩惱，想說：「房子沒有了，可以重蓋；護照沒有了，可以重辦。」。當她到竹東市場的時候，發生很奇妙的事情，她聽到有人喊說「襪子，襪子，義大利的襪子！」。那個時候要買義大利的東西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除非去台北或新竹這種大城市，不然根本不可能。她那天很高興，認為天主為她預備她所需要的，讓她在竹東市場就買得到義大利的襪子。

幾年前有一個在新竹上班的工程師知道趙秀蓉在尖石鄉的服務以後，主動發起連署要求政府讓趙秀容可以拿到中華民國的身分證。因為在2016年外國人入籍的辦法修改前，他們要拿到身分都很困難。趙秀蓉在2017年拿到身分，那年是她來台灣服務的第55年。有一次記者問她說，她覺得自己是哪國人？她想都沒有想就回說：「台灣原住民！」。

曾廣儀，2019，在台傳道57年，曾徒步翻越山嶺一村村去送藥　義大利修女趙秀容自認：我是台灣原住民！風傳媒 https://www.storm.mg/article/1405904?page=1

丁立偉、詹嫦慧、孫大川合著，輔仁大學神學院原住民神學研究中心主編，2005，《活力教會：台灣原住民天主教信仰的本位化》台北：光啟文化

照片來源: 天主教新竹教區 https://www.hcd.org.tw/index.php/2013-10-23-09-46-63/2013-10-24-08-27-55/2135-2019-09-27-05-21-11

108 〈白色恐怖在台灣〉誰來救政治犯？

 在過去的民主運動裡頭有很多受到政府迫害的人，被抓去關的人，這些人因為有人幫忙，可以減刑，可以離開台灣。這些去幫助政治犯的人，有家屬、有親戚、有朋友，但是也有不少人是連受難者是誰，都不認識的人，但是他們為了公義，為了良心，為了責任，一輩子都為救援台灣政治犯努力奮鬥，我們今天就來說這些人是誰？

上星期說1964年，彭明敏、謝聰敏和魏廷朝等人發表《台灣自救運動宣言》後遭到逮捕，但是彭明敏在國外有朋友，有學生，因為美國人的幫助，彭明敏得到特赦，後來還流亡到國外。外國人怎麼知道要來支援他們？彭明敏怎麼跑出國的？台灣自救運動宣言案讓世界開始注意到台灣政治犯問題，也讓越來越多國內國外的人開始幫助台灣的政治犯和受難者的家屬，我們這一集從彭明敏和謝聰敏的案件來說幫助他們脫離國民黨控制的有那些人。

彭明敏因為他在國外的知名度和認識的人 讓在美國和加拿大的學者都注意到牠不見這件事 很快紐約時報也報導國民黨政府將主張台獨的教授抓走 所以這些教授美國官員都開始要了解這件事。除了這些外國人以外，在海外的台灣人 尤其是在美國 在日本的留學生也都寫信出聲支援彭明敏，加上美國官員一直想要知道審判結果，在這款的壓力下，國民黨特赦這三個人，替他們減刑。

彭明敏雖然很快就被放出來，但是從坐監變成軟禁，也無法有工作。而且他也沒放棄他的政治理想，所以彭明敏自己知道若沒出國很危險，就開始和很多朋友計畫怎麼離開台灣。他透過Amnesty International國際特赦組織的幫助聯絡到瑞典可以接待他的人。會選擇先去瑞典是因為這個國家和中華民國沒有邦交，不會被送回來。為了要有一本假護照，在日本的臺灣青年獨立聯盟，尤其是當時《台灣青年》這本雜誌的編輯Munakata Takayuki宗像隆幸，負責替他做一本假的日本護照。

當時護照上的照片，需要一顆鋼印，印在照片上頭。這個日本人不敢將這件工作交給別人做，他自己去學，試做十個月才成功。他做好護照，還請一個日本朋友拿來台灣。這個日本朋友是完全不知道原來自己是來送假護照的。這本護照讓彭明敏在1970年從松山機場去到瑞典。

當時幫助彭明敏的還有不少在台灣的外國人。一個是在學術界的練馬可Mark Thelin教授。 他是美國人但是出生於福州，因為父母是傳教師也是學校老師，後來回美國讀大學，還拿到社會學博士。他在東海大學創立的時候，就來台灣教書，辦社會系又創辦台灣的第一個社工系，後來他又去台南神學院教書。他的學生很多，是一個很受尊重的學者，台灣最早期的社工大部分都是他的學生。但是比較少人知道的是他也在1970年協助彭明敏逃亡去瑞典，私下也送台灣的人權消息和文件出國，從國外帶台灣沒有的禁書回來。

另外一個受到彭明敏事件更大影響的外國人是在台南神學院教書的唐培禮Thornberry牧師。就是他和練馬可教授和其他長老教會的傳教師幫助彭明敏逃跑出國。但是唐培禮在台灣不到六年就被國民黨趕回美國，為什麼這樣？在彭明敏跑去瑞典的同一年，謝聰敏從監獄出來，就為了監獄裡的政治犯四處奔走，他和國外的聯絡也變更多。讓國民黨很頭痛。過一年，國民黨政府利用兩盒日本人送的羊羹，說裡頭有製作炸彈的原料，是美國花旗銀行爆炸案的證據，用這個理由將謝聰敏、李敖還有很多牽連到的人都抓走，包括在台南神學院的地唐培禮夫婦。因為他們兩個不僅幫助彭明敏出國，還將台灣政治犯的名單轉去國外，替謝聰敏將募捐來的錢送給政治犯的家屬。因為是外國人，國民黨先將他們全家先軟禁在南神的宿舍，後來就趕出境，而且還跟美國政府說他們是恐怖份子，擅動台灣人對抗政府。所以唐牧師回美國後，美國政府就不再發護照給他，有二十多年的時間他都不能離開美國。唐培禮牧師是台灣第一個被趕出境的外國傳教師，他在台灣的時間不長，但是在他在2011年的時候出版一本台灣白色恐怖的書，叫做《撲火飛蛾chhîⁿ-hóe ia̍h-á：－個美國傳教士親歷的台灣白色恐怖》。

謝聰敏在1971年因為兩盒羊羹，第二次被抓後，他在國小教書的妹妹謝秀美，一天在家遇到情報局來查謝聰敏的東西，警察就順便將書中的一千多塊美金拿走。她越想越不對，就跑去刊報紙說她二哥被抓，錢被拿走的事。因為這樣，情報單位也來找他談話，外國記者看到報紙也來找她。這種種原因讓她後來就開始參加支援政治犯家屬的工作。有一次她去探監，發現謝聰敏因為胃痛很艱苦，雖然謝聰敏有到醫院檢查，監獄認定他是裝病，一直不讓他去住院。謝秀美也很聰明，她先去醫院找替謝聰敏檢查的醫生拿到真正的診斷證明，再想辦法到監獄拿到一張監獄假造的診斷書，然後連絡一個《紐約時報》記者，跟記者說她二哥生病卻無法就醫，讓這件事變成新聞。身為政治犯家屬，謝秀美也受到情治單位的跟蹤和監視。甚至還將情報人員的小孩放在她教的班級去上課，謝秀美也知道，但是照常上課將這個小孩當作一般的學生來對待。

另外有一個被派去跟蹤謝聰敏的警察洪武雄，是謝聰敏在二林的親戚，但是情報單位一開始不知道。洪武雄一邊監督謝聰敏，一邊將所有的消息都報給謝秀美知道，後來被人發現，被關8年。

和謝秀美一起幫助台灣政治犯的人，有一個叫作三宅清子Miyake Kiyoko的日本人，他是和一個台大職員結婚。過去謝聰敏和他們夫婦常常一起爬山，他被抓以後，三宅清子認為自己是外國人，最多就被送回日本，所以他都負責送東西去給謝聰敏，也從監獄將政治犯的名單拿出來，送去給日本的台獨聯盟和人權工作者。她如何將政治犯名單送去日本？她將名單和信夾在小孩的尿布裡頭，不然就藏在自己的內衣裡，抱著小孩過海關。她一心想要幫助台灣政治犯，又為了不要牽連到他的丈夫，他先讓丈夫辦好日本居留證才和他離婚。後來，1977年她在日本成立台灣政治犯救援會，將她在做的工作讓更多人參加。但是因為如此他就變成黑名單上的人，不能進到台灣來。現在我們對三宅清子的了解不多，因為後來政府一直想要表揚她，她卻拒絕，也不接受其他的訪問，她認為自己只是一個見義勇為kiàn-gī ióng-ûi的外國人，並沒有什麼特別。

在黑名單上的日本人還有Kobayashi Masashige小林正成，他是拿著日本台獨聯盟寫的傳單要來台灣發，但是被特務抓到，在送回日本前，先關在景美看守所，剛好是關在謝聰敏的隔壁。因為謝聰敏會日語所以來認識。小林答應會替謝聰敏帶信出去，謝聰敏用英語將他在監獄遇到的事情都寫下來，這封信藏在廁所裡頭，小林要出去前，才去廁所將信拿出來帶去日本，這篇文章刊後來刊在國外媒體，讓外國人知道台灣監獄發生的事情。

和謝秀美去就謝聰敏的還有田朝明和田孟淑夫婦。田醫師的診所自1960年代就是政治家屬聯絡的地方，有一天晚上因為《自由中國》被關的雷震出現在他們家門口，跟田朝明說，要趕快看怎麼將謝聰敏救出來，不然有可能被判死刑。後來他們倆人和謝秀美和Miyake Kiyoko就常常聚會。田夫婦他們一生幫助過的政治犯數不完。這對年齡相差16歲的夫婦為台灣人權奮鬥的故事，有拍成紀錄片《牽阮的手》，很好看，很值得沒看過的人去找出來看。

還有另外一個對台灣人權奮鬥一生的就是梅心怡Lynn Miles，他是一個美國學生拿獎學金來台灣學華語。卻去了解二二八，去看李敖的書，開始了解台灣的情形，關心政治犯。因為梅心怡的太太是日本人，還是空中小姐，所以都請她將一些信拿到日本寄，才不會被檢查。在李敖、謝聰敏、魏廷朝被抓以後，梅心怡也因為這些送出國外的信，讓國民黨政府驅逐khu-tio̍k出境。接下來他在日本創辦《浪人》雜誌，寫台灣和東亞國家的政治和人權問題。這本雜誌的第8期將台灣214名政治犯名單刊出來，這是第一次台灣政治犯名單出現在國際媒體，梅心怡和這本雜誌也變成台灣和國外的一個重要聯絡點，開始和國際特赦組織合作，將很多台灣消息報給國際媒體知道。梅心怡救過的人很多，而且不分政治立場，站在維護人權的立場，他都救，像在1979年陳映真與李慶峰被抓後，這兩個反對台灣獨立的作家，也因為梅心怡的奔波來減刑。台灣民主化以後，梅心怡開始支援其他的社會運動，無論是勞工、婦女、兒童、環境運動都有他。他也參加太陽花學運中，和學生跑進行政院一起被起訴。他2015年在台灣過世。

這些人都幫助過謝聰敏離開監獄，也幫助過其他政治犯的人，這些人對台灣的人權發展和民主運動有很大的貢獻。海外怎麼幫助彭明敏的經過有一部紀錄片，叫做《火線任務 台灣政治犯救援錄》這部紀錄片只有30分鐘，在線上就可以看到，很適合拿來當作教材，因為裡頭可以看得到一些現在說起來好像很簡單的事情，像作假護照，經過海關，是需要多少時間的準備和多少人幫忙才能做得到。

從1970年開始這些台灣政治犯的處境因為國際媒體報導，也讓越來越多的台灣人知道這些事情，所以在國內支援民主運動的人也變多，尤其美麗島事件的公開審判，長老教會的高俊明牧師因為幫助施明德被關七年，這些事件都引更多人關心台灣的政治。

我今天只說彭明敏和謝聰敏的案件，就有這麼多人參與在裡頭，後來的政治事件有越多國內和國外的人幫忙。大家若想了解1970年代美麗島事件和以後，國內國外的人怎麼救在監獄裡的政治犯，怎麼幫助他們的家屬，現在有一個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和國家人權博物館合作的展覽，叫做《釋放sek-hòng台灣政治犯，海內外人權救援展》大家可以去那裏認識這段台灣政治犯救援歷史。

我想在過去白色恐怖裡一定還有更多的人，為了台灣的民主，為了維護台灣的自由和人權出過力，希望未來有一天過去的歷史會更清楚，讓大家知道所有的經過和所有人的故事。

廖維民主編，2020，《1960-1992 釋放臺灣政治犯：海內外人權救援展展覽手冊》，新北市：國家人權博物館

紀錄片《火線任務：台灣政治犯救援錄》導演 : 陳麗貴，年份 : 2008，片長 : 32 min

龍山寺的藥籤和青草巷 Liông-san-sī ê io̍h-chhiam kah Chheⁿ-chháu-hāng

過去很多人會去艋舺龍山寺抽藥籤。拿到藥籤後，需要抓藥，所以寺廟附近的開藥房或是賣草藥的人不少。

Kòe-khì bē chió lâng khì Báng-kah Liông-san-sī thiu io̍h-chhiam. The̍h tio̍h io̍h-chhiam koh ài khì thiah-io̍h-á., tī sī-biō hù-kīn khui io̍h-tiàm kah bē chháu-io̍h ê lâng chin chōe. 

這些賣草藥的攤販因為生意越做越好就轉成店面，草藥店在龍山寺附近越開越多。早期草藥都是店家自行採摘。後來青草來源擴大至全台各地。

Chiah ê bē io̍h-á ê tàⁿ seng-lí lú chò lú hó, tō piàn-sêng tiàm-bīn, Liông-san-sī piⁿ ê chháu-io̍h-tiàm tō lú khui lú chōe. Chá-kî chháu-io̍h lóng sī thâu-ke ka-kī bán, âu-lāi chheⁿ-chháu ê lâi-goân piàn-sêng choân Tâi-oân kok-tē. 

戰後，因為道路拓寬，這些店家就聚集到西昌街224巷。這條短短的青草巷一直是台灣最大的青草交易地點。後來龍山寺不再提供藥方，青草巷的生意也不如早期熱絡。

Chiàn-āu, lō͘-bīn thok-khoan, chiah ê tiàm tō chū-chi̍p khì Se-chhiong-ke 224 hāng. Chit tiâu té-té ê hāng-á it-ti̍t sī Tâi-oân siōng tōa ê chheⁿ-chháu-á chhī-tiûⁿ. Āu--lâi Liông-san-sī bô thê-kiong io̍h-hng, Chheⁿ-chháu-hāng ê seng-lí mā piàn bái.

現在的青草巷整修後，變成觀光景點，草藥店改推廣各種青草茶，也將草藥做成茶包，方便沖泡。現在還有十多間傳統青草店在此。

Chím-má Chheⁿ-cháu-hāng chéng-lí liáu, piàn-sêng koan-kong tē-tiám, chháu-io̍h-tiàm ōaⁿ thui-kóng kok-chióng chheⁿ-chháu-tê, mā chiong chháu-io̍h chò sêng tê-pau. Hiān-chāi iá-koh cha̍p kúi keng thoân-thóng ê chheⁿ-chháu-á tiàm tī ch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