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0 MIT的襪子來自彰化社頭鄉

你知道自己穿襪子哪裡做的嗎? 

台灣的襪子品質很好，賣到全世界，過去生意好的時候，一年最高曾有100億的產值。台灣的襪子有八成都在彰化的社頭鄉做出來的。到現在全台灣每五雙襪子，就有4雙是社頭做的。一直到今天社頭鄉三萬人當中，大約有一萬人是靠織襪過日子。社頭是什麼地方？為什麼做襪子有辦法做到讓全世界都買台灣做的襪子？今天來說台灣襪子工廠和社頭這個地方。

台灣的第一間襪子工廠是1912年設在北投。日本時代用手搖式的織襪機器，一個人一天最多可能打60雙，5打的襪子。按照日本政府的統計，那時全台只有17家襪子工廠，而且都在北部。因為一人顧一台機器，產量不多。

鄭岑及鄭學兩個父子，原來有一間襪子工廠在新竹，後來戰爭時為了躲空襲，就從從新竹遷到社頭鄉。戰爭以後他們又開始做襪子，工廠改名為「勝利織襪廠」，社頭的織襪工業從這裡開始發展。雖然後來有半自動的機器出現，鄭姓父子倆還從上海買更多機器，因為做襪子需要很多人工，他請的員工也越來越多，原本務農的社頭有越來越多人開始做襪子。

1940年代到1950年代的社頭鄉，有大約50間工廠和上千台的手搖式織襪機器。因為機器很好操作，工資卻不高，所以很多工人是女性，來工廠織襪的女性分兩種，來打工賺零用錢的媽媽，不然就是來學技術的未婚女性。當時社頭每月生產襪子五萬打，一半賣到台北。

後來社頭的蕭家投資許多錢開了大同實業，他們進口半自動與全自動織襪機台，一貫作業的生產，規模很大，有200台機檯，員工2000-3000人。那個時候大同實業還是全國第四大的紡織工廠，但是後來經營不好，就停工關閉。

原來在大同實業裏頭工作的師傅，因為已經學會織襪，所以就開始自己買機器，較沒錢的還可以買舊的機台，自己開工廠，自己生產。這讓社頭在1970年代開始出現很多家小工廠。所以過去就有人說社頭「三多」：芭樂很多、襪子很多、董事長也很多。如果在社頭倒了一根電線桿去壓到人，那個人一定就是一個「董仔」。因為過去最多的時候，社頭大大小小織襪廠和代工廠有300多家，因為自己就是負責人，所以名片上都印董事長，去哪都可聽到人在叫「董仔！」。

這群本來在襪子工廠工作的師傅，出去自己當頭家，更努力接訂單。很多家庭是家裡夫妻兩個人，做司機送貨、當會計記帳、管理倉庫，顧機台，全部自己來。因為織襪機台要開機很困難，所以最好要保持一直在運作，在動，就要沒日沒夜的生產。白天太太看守機台，晚上丈夫顧機台。社頭鄉的人笑說：「那時候生意好的時候，社頭人是『有閒做襪仔，沒閒生囝仔』」那個時候，因為利潤高，只需要兩台機台就可以維持一家的開銷。

小規模的工廠就是台灣襪子可以銷世界的原因。因為工廠都不大，所以若訂單大，就要和別人合作，而且所有的工作都分很細，不同家工廠負責的部分不一樣，工廠不做的或者做不完的還可以請家庭代工。

所以社頭的人，不是有工廠，就去工廠讓人請，不然就是在家裡做代工。在那裏每天都看得到「發財車」出出入入，載著許多半成品到家門口，訂好收貨的時間以後，全家大人小孩就開始做了。最簡單的就是翻襪字和包裝，這到現在還是有不少人在做。除了翻襪以外，還有被稱為「車輪頭」和「掃腳底」工作，一個是車襪頭，另一個是縫襪底，但是這都要機器才有辦法，所以這些縫製襪子的工具若不是自己買就是外包的工廠會提供給他們。另外，謝東閔在1970年代提出「客廳即工廠」的政策，讓一般家庭也可以申請工業用電，這個政策也鼓勵社頭人買機台在家制襪產業。

因為當地工作分的很細，而且社頭很多人會這些技術，又是自己當老闆的情形下，成本比別的地方低，做出來的襪子也比較多款。後來台灣土地、工資、成本都漲價，其他縣市的襪子工廠，紛紛遷廠到社頭，因為這有很多小工廠可以幫忙，生產成本較低，讓社頭變成是專門生產襪子的地方。社頭鄉不超過5個人的工廠也越來越多，在1980年代有三成，到1990年代時已經是超過一半。

外銷訂單也不一定是社頭的公司接的，有不少國外訂單是台北貿易公司轉過來，所以這中間也有「仲介」的人，這些人不一定有工廠，主要負責接單和外包。他們會按照國外流行的款式做出樣本，然後去國外展覽找人買，然後接到訂單在請當地的工廠做出來。

在別的國家的襪子工廠，是在一間裏從頭做到尾，包括自己出貨賣出。在社頭有人負責接單，有負責國內國外銷售的公司，有代工廠，還有家庭代工負責包裝。這種方式在過去讓襪子成本較低，可以賣到國外。現在這種合作生產的方式也讓台灣可以接客人訂做的單，然後還能大量生產。因為若是一間工廠從頭做到尾，客製和大量生產只能選一項去做，但是社頭的工廠無論甚麼單都可以接，他們都找得到工廠來承包部分工作。

也因為如此，近10年來，台灣原料價格漲價、人工也變貴，也有襪子工廠去中國設廠，在把那裏更便宜的襪子買回台灣。但是社頭還是有100多間襪子工廠。他們為什麼留在台灣？一個最主要的理由就是因為社頭過去那麼多間工廠，發展出很細的功夫，要找到能夠配合的工廠，無論是要印圖，縫珠子，要套別的布，都找得到信任的人手，可以用較低的成本，做出很多款襪子，這是很難一起搬到國外的生產模式。

現在留下來的襪子工廠主要有兩個發展方向：一種是剛剛說的，接很多不一樣的訂單，按照人客的要求去做，同一家工廠要生產出很多款產品。另外一種就是用新的技術開發出更高級，更特別的襪子，竹炭襪、果酸襪、醫療襪、慢跑襪，還有人做醫療用的復健襪。為了生存也有些工廠也變成觀光工廠，社頭織襪發展協會還在火車站開了一間織襪文物館用來介紹和紀念社頭的襪子工業。

2019年開始，中美貿易開戰讓很多行業都不好過，但是彰化縣社頭鄉卻在這幾年又開始有新的訂單，尤其世界最大的運動品牌都來台灣問價錢，還又因為疫情，別國的襪子工廠無法運作，社頭的機台都還可以動，所以這一兩年社頭又開始熱鬧起來。最近還看到，做襪子的機台也開始做口罩套，因為利潤比較高。

這種小工廠和家庭代工的方式是過去台灣傳統產業可以和國外競爭的一個重要的模式。這和早期台灣經濟發展的方式有關，很多老闆利用家裏人力，用超過一般工時換來的生意和訂單。這種生產方式的成本低，是因為很多人工都不算在裏頭。經濟不好，外包可以降低成本，這幾年台灣的家庭代工又越來越多，因為疫情有更多工作外包，未來的工作模式會如何發展值得大家思考。

接下來我會說社頭這個地名怎麼來的

聽說四百年前，在中部彰化居住著一群平埔族人，當時她們的部落叫做『大武郡社』。 後來漢人來以後，他們習慣叫平埔族的部落叫做『社』；而『社頭』代表他們的頭目住在這裡。後來漢人與原住民爭地，平埔族人人就遷徙到格瑪蘭又遷徙到埔里居住了。社頭除了襪子之外，芭樂也非常出名。

劉寶齡，1999，欲走還留？社頭織襪工業生產體系之轉化。《環境與世界》，3，93-111。

079 台灣女性故事 孫理蓮

今天故事的主角不是台灣人，是一個美國人 但是我認為台灣人應該要知道她的故事 她一生大部分的時間都在台灣 為台灣做的事情 到今天無論公家還是私人都不一定做得到這麼多，她對台灣有很大的貢獻，從她的故事可以看到戰後台灣的第一間社會福利機構是如何發展出來的？她作為一個外國女性在這能發揮什麼樣的功能？我們今天來說孫理蓮

孫雅各和孫理蓮這兩個美國人是在1927年，第一次來到台灣。他們兩個小孩在台灣出生，孫雅各是加拿大長老教會派來代替馬偕，來當淡水中學的校長，也在神學院教書。在那個時候，他有時間就和孫理蓮去山地傳福音。後來因為戰爭關係，日本、美國、中國的關係越來越緊張，他們兩個因為是美國人常被日本政府監視，日本政府也要求他們全家先去東京學日語一年再回來。他們又回到台灣以後還是被監視，信會被先被檢查過，也不可和國外聯絡，不可以聽廣播新聞。所以在戰爭爆發前，1940年他們就離開台灣，換去中美洲的圭亞那服務。去到那裏，孫理蓮才發現她比較喜歡台灣，因為瓜亞那屬英國殖民，所以住在那裏，和她一樣的白人不只有特權，也很多規矩，他很不習慣。孫理蓮在那裏自己騎腳踏車出門，自己在教會擦地板，每天自己煮飯。對住在那裏的英國女性來說，都很奇怪。

戰爭以後，1947年他們夫妻兩人又來台灣，那個時候他們的兩個小孩已經長大留在美國讀書，孫理蓮也已經46歲了。但是她看到戰後的台灣，她就對孫雅各說：「我不要只是當一個宣教師的太太，我要做一個太太宣教師。」因為孫雅各知道派他們來台灣的教會並不支持也不認為宣教師的妻子，可以獨立去傳福音，他就向她說：「你可以非正式地做些工作，尤其去做我們其餘的人做不來的事工。」孫理蓮也真的就照這樣，也用自己的方式，在教會制度以外，來替上帝做事。

所以她一開始先帶一兩個外國醫護人員和認識的當地牧師去花蓮山區傳教。他會帶她的手風琴去唱歌，讓大人小孩靠過來，然後說一些鼓勵他們的話，講聖經故事，然後才跟大家說他們可以替人看病。她自己受過護理訓練，所以在那裏和她帶去的護理人員替原住民處理一些外傷，替他們塗藥。因為需要看病的人很多，後來孫雅各，那個時候是台灣神學院的院長就和其他教會成立門諾會的醫療組，去花蓮服務。他們後來還去倒埔里開珍所，做免費的醫療服務，這個醫療中心後來變成現在的補里基督教醫院。

因為教會的人知道孫理蓮很熱心去山區做醫療傳教，當時在新莊樂生療養院的蔡信生，就來拜託她去樂生院幫忙。樂生療養院是日本時代就有的一間專門收 痲瘋病人的地方。那個時候戰爭以後的樂生院，差不多每個星期都有人自殺，因為病人出入受到限制，在那裏沒人照顧，破病也沒醫生可看，政府也都不管，所以蔡傳道來找她。一開始孫理蓮想說一個月去一次就好，結果她去看完，過一星期以後就帶著手風琴回到那裡，要在那裏舉辦野外禮拜。接下來，她就帶了一個在馬偕醫院服務的外國醫生去義診，又開始聯絡不少個在台灣的外國醫生去幫忙，然後又請一個受過護理訓練的路德會宣教士長期去那裏照顧病人。

她真正的貢獻不是幫忙包藥，塗藥，幫忙找醫生去而已，她最厲害的地方就是她是很會募捐。她是一個很愛寫作，也很會寫作的人，她自從來台灣一直都會寫信回美國的親戚朋友。所以為了樂生院，他就寫信向她在美國的親戚朋友募款。用那些錢，替住在樂生的病人買牛奶粉，買維他命。後來也買床，椅子。還請美國人來放影片給他們看。後來的募捐的錢，又改建房舍，又在裏頭蓋教堂。在美國知道孫理蓮和樂生療養院的人越來越多，因為美國廣播電台的採訪，她又募到2500元美金，蓋了一間安樂之家，用來照顧痲瘋病人的小孩，讓這些小孩不會被父母傳染。因為這些得痲瘋病的父母也會想念小孩，她一開始是先請人來替每個小孩照相 拿給父母看 但是只看照片也不夠，她想要讓父母和小孩可以見面，但是又擔心接觸會被傳染。後來想到的方式是將小孩帶去教會的台上，讓要看小孩的父母都坐在台下，然後將一個一個小孩抱起來給他們的父母看。  

從1951年開始，孫理蓮就開始每月固定寄一封信，讓大家知道他自己和台灣的情形。他寄出去的信從一個月50封信，漸漸增加，到後來用印刷的方式，一個月寄5000張航空信和兩萬張平信，向國外的人募捐。為了讓美國捐款人可以抵稅，她1954年先在美國加州成立芥菜種會。後來也在台灣登記立案。為什麼叫芥菜種？在聖經裡芥菜種出現不只一次。芥菜種代表信心也代表願望。

她後來募到的錢，又蓋兩間房子，因為樂生療養院的病人若恢復就要離開那個地方，但是這些人出去也沒辦法找工作，自己生活，所以他用募款建一間男生一間女生的房子。也成立職業治療室，教他們做木工，一方面可以賺錢，另一方面還可以讓這些患者不覺得自己什麼都不能做。

後來1960年代時，一個外國傳教師去台南神學院後，就跟她說台南烏腳病很嚴重，請他去幫忙。她就找一個外科醫生謝緯和一個內科醫生王金河一起去。謝緯是在埔里看病，王金河本身是台南人，所以他們先在王金河診所免會替人看病，後來芥菜種會就在台南北門設一間免費診所，他們最多曾有80個病人住在這裡。兩個醫生負責治療，孫理蓮就去募款，請美軍夫人俱樂部捐手術台和醫院的設備。他們也發現烏腳病的病人無法找到工作，所以蘇理連向美國政府，王金河向台南縣政府申請補助，蓋了一間做草蓆的工廠，讓這些人可以做草蓆賺錢。在台南北門的免費診所一直到1984年才停辦。

孫理蓮46歲第二次來台灣到她82過世，這三十幾年她做的不僅這些事。她在花蓮、光復、關山、台東、玉里、新港、屏東等地設立診所，全部都是免費看病。他們也在東部開肺病療養院。在花蓮辦台灣東部的第一所產科病院“馬利亞產院」。她也在不同地方，設立產院，讓每一個婦女可以就近生小孩。

為了原住民教育“芥菜種會”辦不少學校。先在花蓮為辦男子和女子習藝所。訓練保母、護理人員、手工藝職業班、農業訓練班、駕駛訓練班、及義工學校，結業人數共約2萬人。此外，她在關山及樹林也開班訓練幼稚園老師，兩年畢業後送他們回故鄉開托兒所。他們在全省長老教會開辦250所幼稚園。後來也設護理學校，訓練護理人員。

她除了一開始在樂生院開育幼院，她前後在台灣幫忙成立的育幼院有差不多20間。專門收無父母，沒親人照顧的，也有收受到傷害的小孩，她也辦收留身心障礙人士的機構，也開收自己一個人撫養小孩的媽媽

芥菜種會後來也補助教會改建或新建，孫理蓮鼓勵貧窮的山地基督徒用石頭蓋禮拜堂，石頭用當地的，她向美國、加拿大募捐來買水泥。這樣建一座禮拜堂只需要300美元，結果用芥菜種會募到的錢他們建造了大約200座這樣的山地禮拜堂。

她因為照顧烏腳病人先在台南鹽埕設牛奶站，後來逐漸增加，沿海設到新竹縣差不多24個牛奶站，除了分奶粉，分救濟的東西小孩，遇到颱風、水災、火災、地震都還會另外補貼。

因為孫雅各要過逝以前跟孫理蓮說，應該派原住民牧師為宣教士到南洋土著區宣教。所以她和很多個長老和牧師討論後成立一個海外宣道會，前後派8個原住民牧師到國外傳教，先去馬來西亞，後來也去新幾內亞和印尼，在這些地方辦農業學校，職業訓練學校，也有幼稚園，國小，中學。

在芥菜種會的同工就說，孫理蓮能做這麼多事，是因為她身邊常常有神蹟。

像她們的育幼院也照顧女性犯人的小孩。他們每年會將這些小孩帶到監獄看他們的媽媽。有一次他們要去台南監獄會面，四個照顧小孩的老師和十幾個小孩的火車票都訂好了，但是沒錢可以付，每個同工都很擔心，因為出發前一天的下午五點前，若不去付錢取票還會被罰錢。那個時候已經4點多，他們就想說快去把票退一退。結果孫理蓮說，沒關係，日頭還沒有下山。話才講完就有一個年輕美軍進來捐錢。他說因為孫理蓮在雙連教會常放一些音樂，讓他想到小時候上主日學的事情，他今天才剛領到薪水，要將錢捐出來。結果他們不但買到火車票，還有第二天吃飯的錢。

孫理蓮不但不怕事，也都負起責任做好她該做的事。後期一方面因為美國和台灣斷交，另一方面因為美國人認為台灣經濟變好，不需要再捐錢，所以芥菜種會募款就越來越困難。孫理蓮為了募款，每一年都回去美國演講二三十場。有一年，台灣的醫院跟她說，她兒子，那個時候在醫院，生病很嚴重應該撐不了多久，但是因為她在美國的演講都排好了，所以他還是飛去美國演講，因為他知道，若不去募款，台灣的育幼院、學校、醫院的工作都有可能就要停下來。結果他人到美國不久，就收到電報通知他兒子去世，但是她隔天還是照常去教會演講募捐。

孫理蓮做這些事情並不是自頭到尾都很順利。他最先受到的批評，就是加拿大長老教會的不滿，因為他不經過教會同意在外面做事，後成立機構。但是也因為她沒受到教會制度的約束，才能構成就這麼多事。她的丈夫，孫雅各就寫信和女兒說過，他很羨慕理蓮，因為想要做什麼都可以，都不用向委員會交代。

她寫的有關台灣的書一開始也沒人要替她出，等兩年以後才有教會出版社替他出版。也有人認為她信裡，書裡寫的台灣，是從一個外國人眼中的台灣，將台灣人寫得很野蠻也很落後，但是若不是這樣應該很難替台灣募款。而且她募到的錢都不是一次很多，是一點一點來的。向替樂生療養院買床，是美國教會的青年團契發起一張床一塊美金，其實是一塊塌塌米。而且孫理蓮很知道要向捐款人交代，所以他會拍病人在塌塌米上的照片，寄給捐錢的人來感謝他們。

孫理蓮曾說，我只是一個女人，我所做的是每一個母親在家裡都會做的事。她用這種態度，將她在社會上看到的所有問題都當作女性可以處理的事情來處理，只不過是從家裡面發展到家外面。她過世的前一年還在美國募款，過世時和她的丈夫孫雅各一樣，身邊並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孫雅各入殮的西裝，還是神學院的校友替他找的。他們兩個今天都葬在台灣神學院裡。

王秀雲，〈芥菜種傳道會創辦人──孫理蓮〉，收入鄭至慧等著，《女人屐痕Ⅱ：臺灣女性文化地標》（臺北：草根出版，2008年），頁66－79。

李貞德，〈從師母到女宣──孫理蓮在戰後臺灣的醫療傳道經驗〉，《新史學》，卷16期2（2005年6月），頁95－151。

078 錄製民間歌謠的鈴鈴唱片

若說紅目達仔唱的《思想起》還是《四季春》大家應該多有聽過。但是大家怎麼知道有陳達這個人在屏東高雄唱唸歌，還特別為他出唱片？台灣地方上在傳唱的歌是如何留下來的？在1960年代開始有民歌採集運動。有關民歌採集運動的資料很多，但是今天我想要說的是比較少人知道的版本。在國民黨推動的民族音樂採集以前，其實台灣的唱片公司早就開始去收錄民間歌謠，因為相關的研究和紀載很少，所以我今天主要介紹鈴鈴唱片公司對保存台灣母語歌謠的貢獻。

若說到台灣的民歌採集運動，很多人的印象是1966年兩個音樂學家，史惟亮及許常惠所發起的運動。陳達也是他們找到，然後介紹給社會大眾認識。這個運動的產生，是因為在國外有人開始提倡保存民間歌謠，音樂不應該只是學院裏頭的音樂，音樂學家也要了解有地方特色的音樂，讓音樂創作和地方文化結合。所以音樂學者要先去了解民間傳唱的歌曲。史惟亮和許常惠這兩個人從1966年開始帶人去台灣四處錄音，後來又有更多人參加，前後差不多有12年久。他們主要是要發展現代的中國民族音樂，也有人出錢讓他們成立中國民族音樂研究中心，而且中國青年救國團還會組隊和這兩位老師去鄉下，去山上收集資料。

若說在戒嚴時期能夠有資金，組織學生，還動員很多人去做一項工作，沒和政府關係很好是不可能的。對當時的政府來說，在台灣建立中國民間歌謠的存在是一個政治目標。因為這個運動是音樂學界發起的，所以有很多的研究和紀載。但是這幾年也開始有研究者去討論這個運動，包括同樣是同一個時間研究民間歌謠的李哲生和呂炳川卻沒都沒受到重視。這兩個也是音樂學家，一個是因為父親被當作共匪抓去槍殺，所以沒人敢說到他，另外一個是受日本教育的音樂博士，博士論文就是寫台灣高砂族的音樂，但是和史惟亮和許常惠兩個受到歐洲教育的路線不合。當然這是我用比較簡單的方式來說，但是這部分有更詳細的討論，這是音樂學術界的議題，不是我今天的重點。 

我想要介紹是和這學術界發起的民歌採集運動無關聯，但是更早幾年就開始去錄民間音樂的鈴鈴唱片公司。這間在公司的老闆洪傳興，差不多在1960年就開始在全臺灣錄音。當時許常惠去原住民會社錄音，怕大家來只唱流行歌曲，還會先放他們先前錄的音樂給大家聽，叫大家唱他們自己原來的歌。鈴鈴唱片的老闆洪傳興，他是到一個地方，先設好錄音機，就叫當地人來唱歌，隨便他們唱，只要好聽他就錄下來。因為沒挑選過，反而留下很多那個年代，大家生活中真正在唱的歌曲。

洪傳興這個人原來在三重埔開橡膠工廠，後來經營不好收起來，朋友介紹才改做唱片。他的唱片公司原來叫做「寶島」，台灣寶島的寶島，但是被人笑說是保證會倒，所以才改叫做「鈴鈴」。那個時候全台灣有七成的唱片工廠都在三重埔，當然除了「鈴鈴」、還有「群星」、「心心」都在收集台灣客家、原住民的歌曲。但是鈴鈴算是最早開始的做這件事。

一開始鈴鈴唱片的老闆是自己騎著摩托帶一台錄音機車去各地錄音，錄好再拿回來台北三重埔做唱片。然後又騎車去各地的夜市賣。他算是甚麼音樂都收，什麼都錄，南管，北管，歌仔戲，客家歌謠和客家八音和原住民各族的音樂，為台灣留下很寶貴的歷史資料。他開始做唱片剛好遇到本土唱片產業的發展，他除了去各地收集的歌謠，他也出英語教材，出佛教念經的唱片。這間公司不大間，只有十幾個員工，他從1960年開始，一直到 1979年左右，才漸漸收起來。

其實現在想，他錄這些地方各種母語音樂應該也不會賺錢，因為會聽的人應該很少。像他的女兒和女婿就說，原住民歌謠這種唱片市場很小，所以他們也不會特別還花錢去電台宣傳，都是去原住民人口較多的地區，直接放在當地的唱片行讓他們賣。但是鈴鈴唱片會繼續錄原住民歌謠是因為他在台東錄音，賣唱片時遇到的一個機會。他遇到台東縣議員Puyuma族的南信彥，他想要在南王村的民生康樂隊去金門馬祖勞軍後，將他們唱的歌錄下來做紀念。後來這張唱片《台灣山地同胞跳舞哥集》變成戰爭以後，台灣的第一張原住民的流行歌唱片，而且鈴鈴唱片就繼續錄原住民歌，算起來前後有出過超過一百張的原住民歌謠。而且那個時候請他錄的有很多原住民音樂並不是去勞軍時唱的歌，因為勞軍演出的節目都會經過官方確認。勞軍表演大部分都唱華語歌和一些台語歌，軍隊裏頭的兵仔不喜歡原住民歌。但是鈴鈴錄的唱片裏頭有不少puyuma族的歌曲，尤其是音樂家陸森寶的作品，這可以看到卑南族議員南信彥的苦心，他知道應該唱自己族群的歌，所以將他們的民謠和他們音樂老師陸森寶的創作都錄音留下來。

出這張山地歌謠的唱片以後沒幾年，鈴鈴唱片就出《四奇士合唱團第一集》，這是那張唱片的名字。雖然四奇士不是台灣第一個合唱團，但是是第一個唱台語流行歌的合唱團，這四個人其中一個就是後來唱《燒肉粽》的郭金發。鈴鈴唱片也出客家歌曲和客家採茶歌劇。雖然公司不大間，但是當時很紅的客語流行歌星明朗，唱山地歌謠的盧靜子，唱台語的洪一峰，都很紅，也都曾是鈴鈴唱片的歌手。

鈴鈴公司的時間，剛好是歌曲查禁最嚴厲的時期，他們錄的唱片都不是唱華語，是要怎麼通過審查？一種可能是根本就沒送審，等這被禁，另一種是像山地歌，審查委員也聽不懂，也認為沒幾個人聽得懂，沒甚麼市場，就都通過了。無論如何鈴鈴唱片，在國民黨政府不希望民眾唱其他語言的歌的時候，堅持繼續出版不是華語的唱片，而且找到自己的市場，也替台灣留下很多很寶貴的民間歌謠。

黃國超，2011，台灣戰後本土山地唱片的興起：鈴鈴唱片個案研究（1961-1979），《台灣學誌》4，頁1-43

077 聘金的行情

不知道現在結婚還有多人有聘金和嫁妝？ 但是新聞上多少還是會看到因為聘金和嫁妝談不攏吵架或者無法結婚的事件。結婚收聘金，送嫁妝是很早就有的習俗，但是也很早以前，100年前就已經在討論結婚是否需要聘金？今天來說這段歷史，日本政府為什麼要台灣人取消聘金制度？台灣人，尤其當時的受過日本教育的台灣人又怎麼看？怎麼做？ 

結婚需要花錢，尤其要有聘金和嫁妝。在第八集說到童養媳和養女的時候，有說過，其實對一些家庭來說，先將女孩抱來家裡養，未來娶媳婦時可以省一條聘金錢。若是當養女，結婚時也是養父母要求收取聘金的一個機會。戰爭以後保護養女運動的呂錦花，就提倡養女參加集團結婚就好。因為她自己是童養媳，受到很好的教育，想要和她自己認識，戀愛的對象結婚時，養父母不同意。因為讓她念書是希望她和自己的兒子結婚。她後來離開她的養父母和她認識的對象離開台灣。戰後才又回到台灣推動保護養女運動。其中的一項要求就是讓養女可以和自己喜愛的人結婚。為了解決聘金和嫁妝的問題，她提倡集團結婚。也就是不一定要父母主持婚禮，她把很多對要結婚的人湊一起，選一天 由她主持，一起結婚。因為她，當時公家機關還是宗教團體還會送棉被，送家庭用品給結婚的人，算是台灣很早就有的公證結婚方式。 

這是戰後的事情。但是其實在日治時期，日本人就認為台灣人結婚很浪費，他們提倡要文明結婚。一開始是為了能夠訂民法，替台灣的風俗訂法律，日本人就先調查台灣人是怎麼結婚的？ 當然他們也用殖民者的角度看台灣人結婚，他們看到台灣人為了結婚花很多錢，還收聘金，結婚就像做生意，他們當作這是很落伍的習慣，特別提倡文明結婚或新式結婚，想要改良婚姻制度。

當時的調查讓日本人認定台灣人若無聘金就無婚姻，他們發現聘金是有一個大約的公定價錢，聘金是多是少和娶妻的人的身分地位有關係，也和對象和結婚的方式有關。在他們調查時候，一般價錢是200-800圓，看家庭狀況，若是第二個或者第三個妻子，聘金的算法就不一樣。若是男性入贅女方家裡或是童養媳內婚，還是要有聘金，但是就少很多，幾十塊就可以了。

在那個時候不僅結婚要收聘金，離婚也要退聘金。普遍來說，除非女方主動將聘金退回來或是男方放棄回收聘金，不然已經結婚的夫妻是無法協議離婚的。那個時候的婚姻是否維持和聘金有關。日本人雖然認為這種習慣很落伍，但是並沒有訂法律來限制，只是一直有提倡要改變。主要的原因是因為這樣很浪費，就像廟會迎神一樣，結婚花錢並沒有必要。報紙會寫說結婚花很多錢，是很浪費資源，甚至有人會借錢去娶老婆，這些會妨礙台灣的經濟發展。政府提倡像日本人一樣，只要禮數足夠，但是不用花那麼多錢

當時的台灣人如何看? 在那個時候，已經有台灣人自己也認為聘金是不好的制度，因為讓有錢的人可以取很多個老婆，但是窮人沒錢可以結婚。其實有一些受過教育的知識份子也開始思考這個問題。像有一個在曾在日本留學的學生就在報紙上寫說，有一天他父親就寫信叫他回來台灣結婚，還寄了200圓給他在日本買結婚的禮服和用品，他認為這是很不經濟的做法，為什麼他爸爸要花很多錢辦一個鄉里最大的婚禮，卻叫他不要再繼續念書，因為家裡沒錢了。

那個時候也有參加日本同化運動的台灣地方人士，他們也開始改變結婚的方式，像穿的新娘禮服，新娘要拿捧花，要拍照，坐自動車迎娶，而不是轎子；也開始和日本人一樣在神社舉辦結婚儀式，也有人去禮拜堂或是公會堂舉辦。但是很少人對日本政府想要改變的聘金習慣有討論。

1920年代開始，日本政府開始宣傳要停止買賣的婚姻。原因是女學生變多，聘金的金額也越來越高。當時《台灣日日新報》也報導因為聘金造成的社會問題。有一篇報導說一位公學校的訓導老師，叫林秀，她收取的聘金是6000圓，因為完全是一個女性模範，是孝順的女兒，也是模範教員。6000圓是多少？ 那個年代林秀在學校當老師，一個月的薪水是45圓。其實這個人就是上一集 楊毛治的妯娌。不過這是另一個故事。

雖然後來發現真正的聘金不是6000而是3000圓，有一部分是幫助新娘的娘家經濟。但是6000圓聘金引起很多人投書討論，是誰才付得起6000圓娶妻？或者這個新娘是否值得6000圓？《台灣日日新報》為了這件事，還發不少文章來說明，應該改變這款買賣女兒的結婚方式。那個時候開始，也有人討論是否要為聘金訂一個固定額度，或是禁止收聘金。《台灣民報》也有人寫說要提倡戀愛結婚，如此一來，家裡長輩無法替年輕人安排婚姻，也就無法去談結婚價格，自然聘金制度就會消失了。受到左派思想影響的讀書人說，這都是資本主義的問題，女性的因為受過教育，在結婚市場的價格越來越高，從過去不超過1000圓變成好幾千圓，讓男性無法結婚。最好的解決方式是學蘇俄的結婚制度，在政府登記就好。

後來日本政府因為經濟政策，希望台灣人不要隨便浪費，除了提倡不要有聘金 也鼓勵簡單結婚，因為有些人辦一個婚禮花的錢比聘金更多。報紙上開始批評年輕人的新式結婚只是跟流行，學一些西方或是日本的禮數，並不是真正改變舊式婚禮的浪費的習慣。當時也有留學生投書叫台灣的人不要那麼愛面子，尤其經濟不好的時候。他還說文明程度越高的國家，結婚費用占收入的比例就越低。台灣人結婚花的錢比日本人多，應該要改變這種行為。

自1930年代開始，日本政府要求在各地召開大會，討論聘金制度的改善。台灣各地方的大會的討論很多，有說到是不是要訂一個聘金的額度，固定收多少錢；也說到受職業媒人的影響，應該不要再請職業媒人；也有人說教育，要在女子學校宣傳叫大家不要拿聘金；甚至也討論到家庭制度，看八字的風俗和人權問題。

雖然說很多，報紙也寫很多，但是實際結婚時的改變不多。而且也有人說新式，沒聘金的婚姻比較快離婚，因為結婚太簡單，讓男性要離婚也不用回收聘金，很容易可以離婚再娶。雖然1934年開始日本政府要求台灣人要按照日本本島的方式進行, 但是政策規政策，實際上改變不多，台北聽到的聘金已經有到50000圓了。

聘金在台灣的討論已有是超過100年的歷史了，但是這個習俗一直存在，所以並不是每一種文化習慣或是觀念都如此容易改變。換個方向問，若如此難改變，是什麼原因讓這個結婚禮俗能繼續維持下去？

今天內容主要參考 廖靜雯，2018，日治時期台灣文明結婚論述中的聘金問題，《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32: 99-160

076 台灣女性故事 楊𤆬治

楊𤆬治是1909年在大稻埕出生。他的爸爸賣中藥也收地租，所以家裡經濟不錯，有七個小孩，𤆬治排第二個。有可能是因為她很聰明，所以他爸爸很疼她，願意讓她繼續念書，甚至在台北第三高女畢業後，出錢送她到日本讀書。

楊𤆬治的老師要她到日本東京美術學校學刺繡，因為學校缺這樣的人才，等她讀畢業就聘她回第三高女教書。她也就真的到東京學刺繡，本來還想繼續念，拿更高的學位，但是台灣學校早早就叫她回來教書。所以她是第三高女當時唯一的台灣籍老師。

她在學校裡還有一件特別的工作，就是指導學生做出送給日本皇帝的禮物，因為皇太后非常喜歡她們的作品，還特別在第三高女設一間房間讓她們可以工作。刺繡很花時間，她要做出這些作品，要教書，還要舉辦展覽會很忙碌。她沒時間，也不想結婚。

但是後來，一方面是因為生大病，另外一方面因為家人的期待，讓她改變想法。三十三歲的時候，因為同學的介紹，和中壢的望族的吳鴻麒結婚，也將教書的工作辭掉。

她的丈夫吳鴻麒在師範學校畢業以後，曾在龍潭公學校及中壢公學校教書。後來先去上海的大學進修，又轉入日本大學讀法律，他在日本畢業後還通過日本司法科的高等考試，取得律師執照。一回到台灣就在台北開業，是日本時代很少有的臺灣籍律師。

他們兩個人差十歲，以那個年代來說是很晚才結婚，但是他們感情很好，育有一個兒子一個女兒。吳家家族裡的女孩們都是台北第三高女的學生，所以過去要叫她「楊先生」，現在要叫伯母或者嬸嬸，和她都很親，感情很好。

戰爭以後，她的夫婿吳鴻麒因為會說北京話，日語，客人語和台語，又是律師，就變成臺灣高等法院的推事，參加國民政府接手法院的工作，也做判官。但是他對戰後，接收台灣的陳儀的作風很反感，也對祖國很失望。在1946年的員林事件，發生台中的警察和民眾發生很大的衝突，高等法院派他去負責審辦。這個事件很複雜，牽涉到很多人，但是因為吳鴻麒人很正直，處理事情也很嚴格，因此得罪了不少人。後來二二八發生，幾個朋友失蹤，他四處去找人，他也去醫院看杜聰明，但是他從頭到尾從未參加任何政治活動。但是有一天在法院開庭的時候，當場被人抓走，就不再回家。

五天後有人說在南港找到幾具屍體，看起來像斯文的讀書人，楊𤆬治趕去認人，才找到她的夫婿。他夫婿吳鴻麒是在南港大橋下被找到。那個時候，楊𤆬治自己僱用了一輛手推板車里阿卡將屍體推回家。雖然傷心難過，但是她也很冷靜，回到家她做了三件事：第一、她馬上請醫生來驗傷，確認身上所有的槍傷及外傷；第二、她也請法院的人留下記錄；第三，請人拍照留下證據。因為她認為這樣，對後來的子孫才有交代。一直到今日，吳鴻麒是因為什麼原因來過世？是誰殺的？還是不知道。那一年吳鴻麒49歲，和𤆬治剛結婚六年，兩個小孩，一個三歲一個五歲。

她夫婿過世不到兩個月，他們在台北住房子就有人來接收走，楊𤆬治只好帶著兩個小孩回去中壢，先住在吳家開的醫院裡頭。但是因為是政治受難者的家屬，大家也都不太敢幫助他們。楊𤆬治自己說過，她夫婿才剛過世，她走在街上遇到過去很熟的朋友，用日本禮數向對方打招呼，彎腰低頭三次，但是那個人都當作沒看見，就走了。自那天以後她就知道不能在願望別人會理她，也不再跟別人講自己的艱苦，只能靠自己。她也曾在一次的訪問時說到，有很長一段的時間，她走在路上都不敢舉頭看人。

後來1954年中壢家商設立時，因為她的學歷就被請去當校長。但是因為小孩那個時候已經在台北讀書，所以他每天通勤，從台北到中壢來回，後來太累，又生病入院。所以她就將校長的工作辭掉，轉去實踐家專，現在的實踐大學，教他的專業繡花和家政，她也努力研究寫論文，升教授，後來又當家政系的系主任，教書教到退休。退休以後實踐大學還請她去兼課，另外，輔仁大學成立織品系也請她去上課。

對她和她的女兒來說，宗教信仰讓他們得到很大的安慰和支持，所以退休以後，她就替耶和華見證人教會四處傳福音。她的女兒吳文華說，她媽媽從小就教她不要去怨恨別人，所有的不幸，都已經是過去的事。再去記恨，也沒有什麼用。

台灣因為政治受難的男性有多少，受苦的家屬就有多少，甚至更多。真正受到傷害的人不只是被關進監獄，被槍殺的人，他們的家裡的人受到的傷害也很大。他們的妻子，不少很年輕就守寡，要養小孩，但是因為身邊的人都會怕政治受難者的家屬有關係，他們要找到工作賺錢都很困難。楊𤆬治因為本身能力和學歷都很好，而且還是大家族的媳婦，可以繼續去教書。但是其他人的生活應該更困苦，有人還把小孩送給別人養。他們很多人，走在路上看到警察會害怕，看到陌生人會怕，不敢知道任何政治有關的事情。很多叫小孩要出國離開台灣，因為他們在過去白色恐怖的年代一直受到警察監視。就算後來也有人有拿到政府的補償，但是我想再多錢也沒辦法彌補他們過去的人生。

我們只能感念像楊𤆬治這款堅強的台灣女性，遇到這些事情，還是繼續做他們每日的工作將小孩養大。犧牲的男性已經過世了，但是是活下來的人，才是要面對歷史，面對現實，繼續生活的人。

粉粿為什麼是黃色的？

傳統剉冰配料中我最喜歡的是愛玉，最無法接受的是粉粿。或許是顏色太鮮豔，或許是口感太獨特，從小就不愛。這幾天才知道原來粉粿並沒有添加色素，而且是很好的食物。

粉粿黃澄澄的顏色是來自天然色素，中藥「山梔子」，有解熱、鎮痛、鎮靜、降壓及止血作用。早期火車便當中常見的黃蘿蔔也是用山梔子醃漬的。

山梔子有各種別名，黃梔子，山黃梔.......等等，學名是gardenia jasminoides Ellis。黃梔原產於台灣，因為花香，深受大眾喜愛，是很常見的景觀植物。果實除了藥用，也被當作染料，用於食物，紡織和化妝品，香花還可以拿來製茶。 

粉粿作法很簡單，粉漿 (樹薯/番薯或太白粉) 加上山梔子煮過的水，攪拌後蒸熟就可以吃了。山梔子中藥行就買得到。不過，天然色素加熱或加工後容易變色。市面上的粉粿，有些為了維持顏色會添加色素或鹼粉。

不知各位喜歡或不喜歡的剉冰配料是什麼？ 

想知道台灣傳統冰品的發展和變化，請聽〈075 香蕉冰沒有香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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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5 香蕉冰沒有香蕉

臺灣在日本時代，就有記載在臺北大稻埕有人賣冰。當時大稻埕的茶葉生意正好，來台灣做生意的英國人就發現臺灣夏天很熱，但是並沒有做冰的工廠。當時冰塊都是從日本運來的，價錢是日本的三倍，他認為若在台灣製冰應該可以賺大錢。所以在1896 年，他便與大稻埕最有名的茶商李春生合作，在大稻埕開一間製冰廠，他們做出的來的冰塊還賣到基隆、新竹地方。

為了和台灣製冰廠競爭，原先在從日本運冰塊到台灣賣的日本公司，也直接在新北市的中和開工廠製冰。但是以當時的冷藏的技術來說，冰塊不可能保存多久，所以賣冰塊就要在交通方便的地方，才有競爭力，所以沒幾年以後，這家日本公司就增資，在臺北車站附近設廠。

按照記載，到了1911年的時候，在台北艋舺、大稻埕附近賣冰的人就有500多個。因為製冰工廠的競爭，冰的價錢越來越便宜，也讓吃冰的人越來越多。在那個年代，到每年四五月還沒真的很熱，生意比較差的時候，店家還會發優待券，讓人客用5錢就可以去冰店吃冰。那個時候基隆的製冰會社，就開發出水果口味的糖漿，可以加入冰裡。

現在去日本觀光吃清冰都用一個很美的玻璃碗或是玻璃杯裝，在日治時期的台灣，就有日本人在此設玻璃工廠，用他們的技術做出很美的，裝冰的碗。所以當時吃冰就有玻璃碗裝了。

其實中醫認為吃冰對身體不好，而且這並不是沒有科學根據，人身體的溫度若比較低，比較容易生病，尤其空氣比較冷的地方，也比較容易感冒。在日本時代的《臺灣日日新報》，就有提醒大家要學「文明飲冰」：第一，不要一次吃太多，太快，避免身體過寒，會肚子痛。第二，注意衛生，吃冰場所、和裝冰杯子是否清潔，最後一點就是，盡量不要吃有添加物的冰，因為冰裡有加香蕉油、荔枝水，一些化學的東西，吃多對身體不好。所以那個時候，就有人注意吃冰對身體健康的影響

香蕉油是早期做冰所需要的東西。那個時候製作剉冰就是將香蕉油與砂糖混水煮沸，冷卻後再冰凍，製成冰塊後用刀削機器刨碎。所以日治時代留下來的清冰，北部稱雪白冰，南部稱香蕉冰。不過，什麼是香蕉油呢？他是從香蕉提煉出來的化學東西，有一個香蕉、水梨，水果的香味，所以常加在食品裡頭。不過，現在工業或是油漆用也有較香蕉油，但是這和可以吃的香蕉油是不同的東西。

因為受到日本影響，台灣最初的剉冰是加紅豆，後來再加上台灣產的綠豆、花豆、芋頭，後來就開發出八寶冰。1960年代開始，冰店開始加入米苔目、粉粿與粉圓，豆花，這些都是台灣才有，很特別的配料。再來還有加水果，有做成蜜餞，也有新鮮的水果，一直到現在，芒果冰是外國人來台灣都會吃的冰。

1960年代台灣也開始有叭噗。雖然吃起來很像冰淇淋，但是叭噗冰和國外的冰淇淋的做法不一樣。冰淇淋是牛奶和雞蛋做的，尤其需要不少cream的油才做得成。但是叭噗的芋冰的原料中並沒有使用到任何的動物油或是植物油，反而是用勾芡的方式做出來的，就是加樹薯粉，番薯粉或者太白粉類的東西。煮的時候加粉主要是冰吃起來比較細。而且加粉的冰比較不會融化。因為冰淇淋用的材料要零下18度才會凝固，但是勾芡用的澱粉tiān-hún只要零下5度就會凝固，反過來說叭噗冰比較不會融化，這就是為什麼很熱的地方都看到叭噗冰，賣的人也不需要太特別的冰箱，但是冰不會融化。這種冰我自小都叫做芋冰，我猜叫作芋冰應該是因為用芋頭做的比較多，因為芋頭本身就有澱粉，所以不用再加太多其他的粉勾芡。叭噗冰的一種特別吃法是包在潤餅皮裡。在台灣不少觀光地點還可以看到，就是用潤餅皮裏頭包藕冰還加花生粉和香菜。

1970年代以後台灣冰的變化就越來越多。

在屏東有燒冷冰，下面是熱的甜湯，湯圓，芋圓或是其他的料，上面再放剉冰。店家的招牌還特別寫教人怎麼吃。不要先攪拌，要從旁邊下面舀起來吃，下面的湯圓先吃。這也有道理不然湯圓變硬梆梆，攪拌以後變成一大碗不熱的甜湯，就沒什麼特別的了。

原來水加糖和香蕉水的剉冰，後來也有人改良用，加牛奶下去冰，剉出來的冰更細，所以也叫做雪花冰，雪片冰。還有泡泡冰，是因為老闆常看到人客拿到剉冰就會先攪拌，他就想說不然把刨冰和配料先攪拌再拿給客人，因為年輕人很喜愛，還特別為這種冰取了一個有趣的名字，泡泡冰。

台灣糖廠的冰棒也很多人買，到底哪一個糖廠先開始做冰棒，並不太知道，但是原來糖廠的冰是要給員工吃的。但是後來因為糖廠轉型，各糖廠就開始開發出不同口味的冰棒。有傳統口味，但是也有加糯米，加鹹蛋黃，也有用兩塊餅包的冰淇淋，不同間糖廠賣的冰也不一樣。

最後來介紹小美冰淇淋的故事。原來現在還買得到的小美冰淇淋已經70幾歲了。1945年創辦的小美冰淇淋，可以說是台灣最老的，本土品牌冰淇淋。小美冰淇淋是由陳阿章和他的兄弟創立的。最早他和兄弟們在台北橋下賣剉冰，後來轉到台北市的東門開店。店名就叫小美行，美是因為台語發音的「水」，漢字寫作「美」，他們那個時候賣得最好的就是紅豆冰和綠豆冰。在那個時候，美軍還在台灣，他們吃的進口的冰淇淋和台灣冰都不一樣。陳家的人吃到美軍福利社拿出來的冰，就趕快研究，所以在1948年就做出台灣第一杯本土的香草冰淇淋，造成轟動。一直到1970年代開始小美冰淇淋賣得非常好，市面上差不多70%的冰都是他們家的，當時還是台灣一百大企業的一家。最風光的時候，是每間電影院要放映電影之前，都會先播放小美冰淇淋的廣告歌。陳阿章與兄弟們過世，小美冰淇淋陷入無人繼承的困境，再加上市場競爭，生意就變差了。後來1994年，換老闆，改作紅豆粉粿枝仔冰，讓小美這個牌子又紅回來，但是這個品牌後來又換了兩個老闆，這個牌子到現在都還有人要接手，讓我們還是可以買得到70年前就有，用黃色盒子奘的的小美冰淇淋。

台灣冰真有特色，上個月的新聞就說有一個新加坡工程師開發自動販賣機，賣台灣的冰，他先賣紅豆粉粿，現在賣得最好的是黑糖粉圓冰棒。其實台灣還有更特別的豬腳冰，麻油雞口味和其他很多很奇怪的冰，有些都是四五十年前就開發出來，但是一直到現在是吃的人應該就沒那麼多。

張 哲翰, 2020, 暑假來了，修學旅行要去哪？讓我們來一場清涼消暑的「臺灣尋冰」之旅吧！https://storystudio.tw/article/gushi/a-bowl-of-shaved-ice/

劉宜叡, 2018 你吃的叭噗冰，秘訣在用澱粉勾芡這一味！https://www.foodnext.net/issue/paper/5593123977

Skyscanner 2014抓住夏天的尾巴-古早味冰品

為什麼《台灣人台灣事》的長者訪談如此少？

大部分《台灣人台灣事》的節目製作方式是先選定主題，蒐集和閱讀資料，然後彙整重點，找出主軸，寫稿，錄音+後製，然後上架。但是，訪談長者是一個相對成本較高的製作方式。找到受訪者就是一項工程，不過說來複雜，所以這部分先跳過。從約好受訪對象後，開始說好了，我做了哪些事？

1. 訪談前的準備

先試圖了解或者接觸，然後決定想知道的內容以及訪談重點/大綱。哪些能問？哪些受訪者願意回答？這部分很依賴彼此的信任。 

2. 訪談和錄音

為了讓受訪者能自在的談話，我會配合他們選擇的地點，所以並不會進錄音室，也不會拿麥克風。因為受訪對象是年長的庶民，一位八十歲的人看到麥克風，很難快速適應進入放心開講的情境。我試過面對面，也試過線上通話，各有利弊。前者需花上許多交通時間和費用，但是可以更快速的掌握到受訪者想表達的意思 後者是溝通上比較困難，尤其當受訪者年紀大，聽力、視力並不太好時，線上訪談效果並不好。此外，內容是否精彩豐富，相當仰賴受訪者的敘事能力。

3. 音質處理

訪談完後，真正的困難才開始。首先先處理音質 為了讓受訪者自在的談話，我不挑訪談地點，但缺點就是錄音品質差，修起來很費力。修完後先直接刪除閒聊或一定用不上的內容。

4. 讓受訪者講出清楚和完整的句子

除非受訪者思路清晰，而且口才很好，但這種人很難遇到，不然大部分的訪談需要重新剪輯，整理，若遇到不善言詞的人，例如，很多口頭禪，贅詞很多或者聲音忽大忽小，或者句子不完整，則要大量的修飾。

5. 編輯內容

雖然每個人都有故事，但不是錄完後製就能夠上架。除非名人訪談，不然不會有人想聽陌生人一兩小時的平常對話或者一般人的生命歷程。即使每個人都有精彩的故事和經驗，但也不是所有人都能說得好。所以我會先聽一兩次後再思考故事的主軸以及可傳遞的核心價值可能有哪些。然後重新編排訪談內容，留下節目中要撥放的內容，並決定先後順序。

6. 寫下敘事者的介紹和旁白

敘事者，也就是我，要說的內容要先寫下來。這些有部分是補充和介紹，例如受訪者的一些資料或者時代背景，但也有些是為理解訪談內容所需要的其他訊息，例如，地方或者產業介紹等等。另一部分的旁白。則是用來銜接訪談片段。

7. 錄旁白介紹和最後的處理

寫好後，我會自己念稿錄下，這部分音質還是需要先修改和調整。下一步再將剪下的訪談內容，和我自己的錄音整合在一起。最後再處理一次整個錄音的品質。

經過這個流程後，一到兩個小時的訪談大都只剩下15分鐘左右的音檔。訪談兩小時以上加上受訪者口才很好，才可能分成上下兩集的內容。 

還有另一件很重要的事，雖然並不是新聞報導，但是個人故事也不能隨意編寫。說書人可以選擇想傳遞的訊息，但是不能造假，也不能誤導，更不能造成傷害。針對以下兩個很重要的問題，我處理方式是：

1. 個資問題，故事中的第三人，鄰居XXX或者老闆OOO，除了知名人士，不然這些人的名字不會出現在節目中。受訪者也是匿名處理，所以故事中會有個代名或化名，陳桑，永和阿嬤等等。無論居住地點還是其他可能讓受訪者被辨識出的訊息，會再三考量後才放進故事裡。目前還未遇到願意公開自己姓名或身分的人。

2. 倫理問題，我確定這些內容播出後，無論對受訪者個人、家庭、所屬單位，或者任何第三方都不會產生負面影響。公眾人物另當別論。這也包括會先行判斷哪些資訊可以接露，哪些不適合，例如親子問題或者同事糾紛等敏感議題。

我沒有媒體背景或大眾傳播專業，以上是本人土法煉鋼的製作方式。

加上，我只能在工作和家庭照顧之外的閒暇時間來做這些事，所以進度龜速。過去幾個訪談錄音常常都在電腦裡躺上一個月，才能製作完成，然後上架。

老實說我也不知道是否有更有效率的方法來完成這些工作？若有人可以告訴我或給些建議會很感謝，畢竟這是我很想做的事。雖然耗時，但我很喜歡。

074 環境運動的見證者 黑面撓坏

每一年都有不少人會去台南的台江國家公園，去七股鹽山玩。這個地區是這十多年前來才規劃出來的，而且是經過許多環保團體和在地人的爭取才有的結果 而且是因為黑面琵鷺的關係。新聞雖然每一年都會報導多少黑面琵鷺來到這個地方，但是很少說到台灣從什麼時候開始才知道這種候鳥的重要，才開始保護這種鳥 我今天來介紹這段歷史

黑面琵鷺為什麼叫做烏面撓坏？其實台語的名字很趣味，烏面是指黑色，撓是動詞，拿東西在水裡畫來畫去， 拿湯匙撓茶的喇拉，坏就是他的嘴。黑面撓坏就是用像飯匙的鳥嘴在水裡喇來喇去。老實說我不知道這個名字是否真的這樣來的，這只是我在網路上看到的解釋。黑面琵鷺還有其他的台語名字飯匙鳥或者黑面仔。

有一首台語詩就說

「烏面lā pue真gâu飛 飛過山 飛過海 

飛到咱ê曾文溪 thiám-thiám枵枵（iau-iau）歇一下」

這是第一段，這首詩被寫入台語課本裏頭。另外音樂家，音樂教授簡上仁和七股人郭文卿還寫了一首黑面琵鷺的歌。

雖然現在大家都知道黑面琵鷺，但是三十幾年前台灣很少人知道黑面琵鷺。

在台灣發現黑面琵鷺是1863年，發現的人是一個英國的博物學家，也是外交人員，他來台灣就記錄他在淡水看到黑面琵鷺。這種鳥並不是住在台灣，但是每年都會來，他們在冬天十月以後會從北方，韓國或中國東北地區，飛到台南的七股曾文溪口來渡過冬天，然後春天三月的時候才又飛回北方。

台灣人一開始並不知道這是很罕見的鳥。會開始注意這種鳥是在1988年那一年，香港觀鳥會的負責人寫信給台灣的野鳥學會，請台灣幫忙調查黑面琵鷺的數量。結果沒調查不知道，調查後才發現全世界這種鳥有一半以上都會來台灣過冬。所以台南七股沿海這個地方對黑面琵鷺來說很重要，而且隔年的統計，就發現全世界只剩下288隻黑面琵鷺，就是快要絕種了。這裡頭有差不多150隻冬天都在台灣，這讓台灣的環保團體開始注重七股濕地tâm-tē，黑面琵鷺會來的地方。

在1992年因為有民眾找到一之被中槍的黑面琵鷺，這個新聞引起很多社會討論，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還特別為這件事辦了一個展覽介紹黑面琵鷺。因為這個事件，讓很多其他地方的環保團體都來到七股，想辦法保護這些鳥。同樣在這年也成立台南市野鳥學會。還有，同樣這年，國際保護鳥類總會的執行長也親自來到台南七股了解黑面琵鷺的情況。

但若只有這樣，應該今天的國家公園或者鹽山都還不一定會出現。引起更多在地人也開始關心七股濕地是1993年政府提出濱南工業區的開發案，因為那一年彰濱工業區完工開幕，政府想用同樣填海thiām-hái補地的方式來開發南部地區，地點就選在七股，他們利用台鹽的公有土地和海邊的地來蓋第七座石化中心和煉鋼liān-kǹg工廠。

這讓台南地方上出現兩群人，支持開發案的，和反對濱南工業區的。環保團體當時就要求七股這附近可以變成國家保護區。因為黑面琵鷺中槍事件發生沒多久，所以有差不多一萬人連署要求政府要保護這些鳥，不要再蓋工業區。當地人也開始組織起來和很多環保團體一起到台南縣政府抗議。當時七股這個地方有的是漁業，農業和產鹽，對他們來說開發工業區沒有好處，因為養漁、種田都將遇到工廠搶用水和水汙染的問題，台鹽的員工擔心台鹽土地也會被賣掉，他們會失業，所以基本當地人也反對開發案。

此外，濱南工業區計劃被拿到國際研討會去討論，因為關係到已經快要絕種的黑面琵鷺，所以在1998年全世界有100多個團體連署要求台灣要停止這個開發計畫。現在聽起來不太稀罕，二十多年前台灣無論是政府或者民間團體和國外很少有交流，網路也沒現在方便，所以這件事當時影響很大。

後來政府的態度也轉變，不再堅持設工業區在這裡，但是要怎麼樣讓黑面琵鷺不會絕種呢？環保團體做很多的工作。

一般來說雖然每一種物種族群不太一樣，但是有一個50/500的原則，Franklin說若要防止一個族群在短期內發生近交衰退sue-thè的情形，至少要維持50隻，但是因為圈養koaiⁿ-khí-lâi-chhī的物種會失去2-3%的遺傳變異。所以長期來說一個族群至少要有500隻，才能繼續保存下來。在1989年的調查黑面琵鷺只剩288隻，而且台南七股溼地對他們來說很重要是他們冬天能夠找到食物和準備飛回北邊的地方。

所以台灣的鳥會和環保團體做很多工作，他們在當地做環保教育，後來也開發生態觀光，一開始使邀請學生暑假去做環保義工，更培養越來越多的解說員介紹鳥也介紹七股有的動物和植物。2009台江國家公園開幕，這個公園陸域面積約5000 4,905公頃，海域部分差不多3萬4千公頃。在這裡不僅看鳥，會介紹當地的歷史文化和經濟產業。

但是故事並不是在這裡就結束，台灣人和黑面琵鷺從此一起過幸福過日子。

台江公園對濕地的管理方式，讓當地漁民很不滿，因為管理所已漁民進出很不方便。是一旦魚塭堤防壞掉，要請重機具進去修理或要搭工寮，都要申請，而且過程很複雜。過去水退的時候，魚塭邊的露出泥地，沿海居民常會來這裡撈蛤蠣，撿蚵。自從由國家公園管理以後，只有在每年五月到九月初，才開放登記、進去撈捕。還有其他種種原因，造成後來要規劃七股鹽田濕地時很多漁民抗議。

台江國家公園2011年左右有幾年黑面琵鷺變少，開始往嘉義和高雄去，政府認為是因為當地漁民不願意保持原來的淺坪養魚的方式，讓黑面琵鷺找不到食物。過去從4月到10月，是漁民傳統上粗放淺坪養殖虱目魚的期間；從10月到次年的4月，是黑面琵鷺在魚塭收成水位降下後，能夠吃魚塭底層.留下的小尾的蝦或魚。所以人用半年，鳥用半年。淺坪養魚比較不會破壞環境，但是挖深池養的虱目魚產量比較多，魚也比較不生病，另外因為價錢關係挖深可以養石斑，不然養文蛤。為了讓漁民願意繼續淺坪養虱目魚，政府還特別開發黑琵牌的虱目魚罐頭，在台南當地加工生產。

但是環保團體說，政府不能將黑面琵鷺減少的責任都推給漁民，在還沒有國家公園以前，當地就魚塭有不少深池養魚，而且這些鳥不可能只靠魚塭底的魚就吃得飽，因為魚塭並沒有那麼多。

無論如何今年世界黑面琵鷺的最新統計，黑面琵鷺總數第一次超過5000隻，其中台灣有3000隻，大約占6成。這個成果，台灣有很大的貢獻。

設一個國家保育區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台灣這麼小，每一塊地的利用和開發背後都有不同的理念和目標。當年全台灣有三十多個環保團體再加上七股在地人的抗議和規劃，才有今天的國家公園。也因為國際組織關心黑面琵鷺，讓台灣，尤其台南發展出很多在地的環保團體，也這樣全世界都看得到台灣人如何保育黑面琵鷺，讓原來即將絕種的鳥類又逐年增加。

073 日治時期的女子教育

這幾十年來，一直在改變的教育和考試方式有可能讓小孩和家長，甚至學校老師都壓力很大。無論這幾年的教育改革好還是不好，但是教育內容，方式和制度確實需要對時代改變。今天想要介紹的是日本時代的女子教育。在日本統治台灣的時間，日本政府和教育者他們想要達到的目標是如何改變，女學生受教育後，又有什麼改變？

雖然很早外國傳教師就辦理女學校，淡水女學堂和長榮女子學校，但是一直都無法讓台灣人願意將女兒送出門讀書，一直到日本人來時，若不是原住民就是基督教徒的女兒，這些學校招生都很困難。

一開始日本人對台灣女子教育的看法，是男性教育的附屬品之下，可以友也可以沒有。公學校男生不用付學雜費，但是女生要。後來是因為日本國內的教育家開始推廣女子教育，越來越多女性能夠讀書，就開始有人說在台灣也要有女子教育。當時一個理由是日本人認為台灣女性在家裡的勢力很大，他們說原本在學校學到日本禮儀的男性，離開學校以後，很快就變回野蠻的台灣人，最主要的原因是家裡的女性沒有受過教育。

當然，女性教育最主要是從學習國語，也就是日語開始。但是若要讓台灣人將女兒送來學校學日語很困難，一方面日語還沒有那麼重要，另外一方面女孩要出門很難，所以一開始這些學校是用繡花或者做手工藝，人造花，來吸引學生。因為當時台灣人並不認為女子受教育重要，但是他們需要學一些手工藝，裁縫，繡花，才能代表她們的修養和能力。那個時候，日本人為了讓台灣人願意送女兒來學校，還在士林舉辦免費的展覽會，只讓女性進去參觀。他們展覽日本女學生畫的圖，寫的字和作的人造花跟繡花。因為這些作品很漂亮，當時不只小女孩，有些年輕的已經結婚的女性也因為很喜歡這些作品來辦理入學。日本人利用這些工藝課讓女性來學校學日語，為了讓他們同化像日本人。

因此也有人說這些是新娘學校，後來漸漸這些工藝課變少，開始有其他的普通科的課程，但是學國語，和日本人交流還是重點。女子教育除了教日語還要教台灣人變成日本國民。

要培養日本女性國民需要哪些課程？一方面是培養日本女性的插花、音樂、畫圖。另外也有科學知識，理科、地理、歷史，但是和男子學校的學術科目比起來，女子學校培養興趣的時間多很多，鋼琴，聲樂，運動像網球、乒乓，游水還是文學的課很多。

當時雖然有一派的教育家是認為教育就是要讓女性變成能夠經營家庭，變成好的太太，好媳婦和好媽媽，但是也有另外一派叫做解放派，就認為女性教育是讓女性變成一個完整的人，能夠自由戀愛自己決定婚姻，能夠有專業參加家庭以外，社會上的活動，甚至也教他們關心政治，追求男女平等。

無論這些女性受到哪一派教育影響，但是去學校讀書，讓他們有同學，有家庭以外的社交機會和人脈。學校的訓練也讓台灣女性開始對時間有觀念，書裡說最早的時候，上課時間到以前老師都還要去學生家裡帶學生到學校，有的還沒梳頭，還沒換衣服，還沒吃飯。另外，因為台灣女孩關在家裡，很少有集體訓練的經驗 所以學校安排很多活動，像遠足，運動會，一起去神社參拜，都是讓他們認識集體活動 

從1920年代開始台灣看得到的女學生就越來越多了，這也是沒有纏足的一代，出門上學變方便。那個時代女孩要離開家到都市念書，大家會叫他們留學生，全家人都會來送他們，對當時很少出門的女性來說，光坐車到學校就是很大的挑戰。而且有讀書的女生，出了在學校以外，不會離開家裡。就算唸完書，變成教師，也都選在自己家的附近教書。越有錢，有名望的家庭，越不希望他們女兒出外做工作，就算他們有專業，但是都是讓他們結婚就留在家裡。

當然因為高等學校要收費，而且要和日本人競爭，通過入學考試，所以台灣女性要讀到高等女學校比日本人的機會少很多。台灣人比較多的學校是台北第三高女，彰化高女和台南第二高女。那個時候讀書多貴? 台北第三女高一年學費24元，但是他們還要交學生會費，畢業旅行基金，制服、書、工藝課的材料都要錢。但是當時台北市木工一天1.4元，所以能夠去念書的家裏經濟不能太差。

去讀書的不僅家裡要有錢，而且父母還要夠開明，因為去念書，是將女兒送去都市，所以並不是只要地方上有錢的家庭都會送女兒去讀書，當時也有人是因為他媽媽不捨得小孩離開，所以考上卻不能唸。

但是若送女兒去念書的父母，其實不是因為讀書是讓女兒像兒子一樣，可以出頭天。女性的學歷並不是為了未來可以拿到更好的薪水或是對社會的影響力，讀高等學校只是讓女性和他的家庭可以獲得較好的地位，所以讀過書的女兒是用來提升自己和家庭的地位。像有些養父母認為，原來被人看不起的養女，可以因為考進高女和其他富裕家庭的女兒們一起活動。

確實這些學校的老師也都想說他們是在教社會地位較高的女性，尤其會教西方的禮節和社交舞。像他們在學校也會練習西式料理的主食和進食該注意的禮儀，之後還會到台北最有名的鐵道旅館實習。社交禮儀是女子學校教育很重要的一部分。有一個從台南第二高等女學校轉入日本Hiroshima高等女學校的女學生就寫說他在那裏的第一項目考試，就是一小時的用餐禮儀。學校準備飯與湯等，叫他要當場吃給大家看。日本人將台灣人當作生蕃，沒有文化的人，所以也對台灣教育沒什麼期待。但是他就按照在台南第二高等女學校所習得的規矩，首先座正，拿起筷子，慢慢吃飯，然後喝湯。因為一切都很標準，讓當場的老師都驚訝，原來台灣的教育已經這麼好。從這個例子可見女子教育主要是培養文化習慣，當時不少家庭，為了讓女兒習得日本式的禮儀規矩，特別安排讓女兒住進日本人家庭。

當時也不是每一個入學的學生都會畢業，差不多有三成的學生沒有畢業。家裡有問題是一種，最常見的就是去結婚 除了父母堅持要女兒完成學業才結婚 不然有人來說親事 就會放棄讀書去結婚。但是一畢業就結婚是很平常的事。

當然後來變得不一樣，因為受教育的女性變多，他們也有思考能力。受過教育的女性比較能感受到日本人對台灣人不公平的對待，他們也比較有能力反抗。先前講過的楊千鶴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受過教育也讓台灣女性開始思考台灣人是什麼人！像陳進雖然畫東洋畫，但是她畫的都是台灣的女性和生活。

現在應該沒人認為教育是嫁妝或是培養一個好太太，好媽媽。從這些記載我們可以看到教育會跟著環境和時代改變。從這裡可以看到自過去統治者有自己的教育目標，教育者有自己的理想，但是家長也有自己的想法，當然他們的影響力不一樣，但是這些人想要達到的目標其實不太一樣，這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都還是一樣。除了教育專家和家長，這幾年也開始有人主張應該以學生為主體的教育方式，讓小孩可以決定要學什麼，要怎麼學。無論教育改變是好是不好，但是從歷史來看，因為環境在改變，教育就會跟著改變。如何變成大部分的人都願意接受或是變成大家都可以按照自己理想的方式來受教育，因為小孩越來越少，這些問題會受到更多人的重視。

今天內容主要是參考 洪郁如的書《近代台灣女性史》。

072 七十二年前的郵電工人大遊行

在剛開始有工廠的時候，其實出錢買機器，請人來工作的老闆並不知道一個人一天可以做幾小時的工作。所以工廠讓一個工人，一天做12或是14小時，然後才讓他們休息，當然可以知道說，這樣有很多人身體不能，會受傷會生病。工人也會抗議，老闆也常要找工人來替換。

所以後來社會主義的學者和勞工就開始提倡一天工作8小時，因為他們算起來，一個人一天要睡8小時，工作8小時，剩下的8小時生活，處理工作以外的事情，進修學習，休息，才有力氣繼續做好他的工作。

在1889年的世界勞工組織建議將5月1日訂為國際勞工節，用這天來爭取一天八小時的工作制度，也紀念三年前，在美國Chicago發生的事件。因為在1886

年5月1日，在美國的工人為了爭取一天八小時的工作制度和更好的待遇，發動罷工，全國有35萬人參加。工人要求改善工作待遇，一天只做八小時的工。因為很多人參加，連續二三天的全國罷工，在5月3日芝加哥的市政府派出警察抓人，差不多200人受傷，而且開槍打死了4個人。世界勞工組織宣佈這個紀念日以後，美國、歐洲和南美國家就在這一天遊行要求一天八小時和其他的勞動權益，這天變成是支持勞工權益的紀念日。

台灣在1920年代也開始出現勞工運動，報紙介紹勞動節的由來，反對日本殖民政府的人，受到社會主義和日本中國勞工運動的影響，開始活動。蔣渭水對當時的勞工運動也盡不少力，他組織「台灣工友總聯盟」，也在1929年的5月1日發表過《勞動節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不分貧賤富貴，責任依一互助，願大家努力一齊猛進。」當時在勞動節印8000多份送給各工廠的工人。工人罷工在1920年代也漸漸增加，但是後期日本政府開始左派運動和組織，這些工會才漸漸消失。

後來國民政府來以後，勞動節就不一樣了，第一次又再慶祝5月1日是1946年「台灣省參議會」開幕。再來的勞動節，又遇到蔣中正就任，當選總統，所以勞動節變成政府用來做政治宣傳的日子。政府要求勞工要努力生產，因為「生產就是戰鬥、勞動才能救國」，才能完成「光復大陸」。雖然政府對勞工作政治教育，其實另一方面也限制工人的活動。

像1950年因為郵局電信局工人罷工，卻讓當時工會的兩個老師被槍殺和三十多個工人被抓去關。這個事件是從1946年開始的。當時台灣郵局和電信局員工成立工會，他們發現在這單位，員工因為本省和外省的身份不同，領的薪水不一樣，台灣籍的員工要先學會華語，通過「歸班」考試才能變成正式員工，領教高的薪水。工會那個時候開「國語補習班」，來教員工華語。他們請兩個從中國來的年輕查某老師計梅真、錢靜芝在台北北門郵局禮上課。但是這兩個「國語老師」，教的不只是華語，他們也說國際新聞，教社會階級的不平等，社會主義思想。

依據當時的員工，後來被抓去關的許金玉說，本省籍的員工對於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很不滿，但是也不知要怎麼辦。有一天上課的時候，就問老師，結果老師和他們說：「自己的權益，一定要自己去爭取，自己如果不去爭取，是沒有人會替你爭取的！」也建議大家利用工會的名義，去爭取應有的權益。

所以他們在1949年，「二二八事件」剛過兩年的時候，聚集全台灣郵局電信局工會成員參加台北的遊行。他們在現在北門旁的台北郵局聚集，沿著忠孝西路走到當時的臺灣省政府（現今行政院）抗議。這段路沒有很長，但是參加的人從一開始四百多個由店員工，支持的人卻沿路越來越多，到省政府前已上千人，這個遊行是台灣從日本時代的罷工以後第一次大規模的勞工遊行。

遊行之後，政府讓郵局與電信局正式分開。雖然還是要參加考試，才能歸班變成正式員工，但是考試變簡單，大部分的台灣籍員工都考過，沒多久也全考完後就取消這個歸班考試，台灣籍的員工也領和外省籍的員工一樣的薪水。這個結果對郵電工會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成果。但是三四年後，這兩位「國語補習班」老師就被抓去馬場町刑場槍殺，計梅真那一年才35歲，錢靜芝32歲。去參加工會活動的員工，許金玉、劉建修等三十餘名臺灣籍的郵電工人都被抓去關7年到15年。這個事件在歷史上叫做白色恐怖時代的「郵電案」。

當然後來國民黨知道要管理更嚴格，所以台灣就沒工會了。現在若聽到工會，大家想到是在替人辦勞保和健保，或者很多職業工會裏頭的人，其實是老闆。過去有法律限制工會成立，政府也會控制國營企業裏頭的幹事和工會的選舉，所以在戒嚴時代工會不是在爭取勞工權益，是在監督工人的組織，當然那個時候也沒工人在抗議。

這種情形一直到解嚴前幾年才改變，在戒嚴之前的5年內，就有240件勞工和頭家衝突的事件，主要都是在製造業，有的是老闆沒繳退休金，有的是不付薪水或者加班費。1984年通過勞工基準法，規定工作時間和加班費，也規定其他工作條件，這讓社會大眾和勞工知道可以要求什麼權益。另外一方面，台灣的工作條件也越來越不好，一方面工廠開始移到中國，另外一方面傳統產業難做，做土地開發更賺錢，所以突然關起來的工廠變多，這讓在工廠工作一二十年的員工很不滿。先前在027集說過的女工，他們從年輕就在工廠做工，但是還沒等到領退休金，就因為工廠關門來失業，有的老闆已經很多個月沒發薪水，也沒替員工繳退休金。

現在要生小孩不敢請兩個月的假，一天工作超過8小時只領1000元，老闆沒替他繳退休金的人，還是不少。雖然現在的經濟模式在改變，未來老闆和員工的分別也會漸漸不一樣，願意正式請固定員工的公司也在減少。但是沒資金只能靠自己勞力賺錢的人並不會減少。勞動節這個紀念日和勞工運動對台灣社會還是有很大的意義，這是一群人想辦法去改變自己和別人的工作環境和生活的條件，他們過去的抗議不只讓勞工有更好的法律保障，他們爭取的是做一個努力工作，認真生活的人，應該得到的尊重和基本的權利。

陳家豪 為了慶祝工作而放一天假：「慣老闆們」最怕的勞動節https://inspir.nctu.edu.tw/%E7%82%BA%E4%BA%86%E6%85%B6%E7%A5%9D%E5%B7%A5%E4%BD%9C%E8%80%8C%E6%94%BE%E4%B8%80%E5%A4%A9%E5%81%87%EF%BC%9A%E3%80%8C%E6%85%A3%E8%80%81%E9%97%86%E5%80%91%E3%80%8D%E6%9C%80%E6%80%95%E7%9A%84%E5%8B%9E/

071 布袋戲為何叫布袋戲？

很早以前的人就利用人偶來演戲說故事。台灣過去除了用單手表演的布袋戲，還有用線控制的魁儡戲，也有皮猴戲。但現在布袋戲應該算是大家最常看到，也最有印象的傳統戲劇。台灣布袋戲分很多派別，和其他傳統技藝一樣，大部分的戲團都是家族傳承和家族經營。在台灣有關布袋戲的資料很多，在此我說一些整理出來的故事給大家聽，今天要談台灣布袋戲的發展，和政治的關係以及布袋戲特別的地方。

布袋戲為什麼叫做布袋戲？我過去都以為是因為就像一個袋子套在手上，所以叫布袋戲，但是還有別的解釋。一種說法是，布袋是裝人偶的袋子，所以布袋戲過去也叫做擔子戲，就是將人偶都裝在一起，四處去表演。另外一種說法是演戲時，演戲師傅會將用過的戲偶丟進掛在戲台下的袋子裡 ，所以叫做「布袋戲」。布袋戲過去也叫做「籠底戲」，意即這些戲是放在戲籠底下，只有家裡的人才能學，一代一代流傳下來的故事。

雖然說布袋戲和大部分的戲偶都是從泉州來的，但是台灣有三個布袋戲的來源，和漢移民從哪裡來有關係。泉州派，他們用南管音樂，這種音樂適合文戲，大部分是在台北和鹿港演。潮州派在雲林，歌調比較高。漳州調使用北管音樂，武打戲較多，以台南，台中，彰化為主。過去文戲不少，但是後來大家就比較愛打打殺殺的戲，北管樂熱鬧的武戲就變成主要的戲劇。

傳說中布袋戲在南部有五大柱：虎尾「五洲園」黃海岱、西螺「新興閣」的鍾任祥、台南關廟「玉泉閣」的仙仔師黃添泉、台南麻豆「錦花閣」的田仔師胡金柱和屏東東港「復興閣」盧崇義。各別擅長的戲曲都不同。北部地區的布袋戲班比較傳統，堅持用古早的方法來表演，像「小西園」、「亦宛然」與「真西園」。

後來日本政府的「皇民化運動」讓布袋戲不能再演原來的傳統戲劇，改用日語、日本戲偶和音樂演皇民劇，如《鞍馬天狗》、《黃門水戶》這種宣傳皇民化思想的戲劇。在這個年代，日本政府也將台灣最好的布袋戲師傅聚集一起，組成「移動藝能奉公會」，特別為軍人和政治宣傳演出。也因為這樣，反而讓這些師傅有機會交流音樂，舞台，技術，互相學習，這對後來台灣布袋戲的發展有不小的影響。

戰爭結束以後，臺灣布袋戲又開始流行，那個時候有內台戲與外台戲這兩種。內台戲是戲院演出的商業戲，外台戲是在廟口拜拜時演的戲場。內台戲是觀眾買票入場去看，觀眾很多的布袋戲團一齣戲可以演很多個月，我記得在第50集的阿公說他們讀中學的時候，都跑去看布袋戲，那個時候的布袋戲是像連續劇，同一個故事一直編一直演下去。大家愛看的布袋戲團一演就是好幾個月，而且戲園的老闆都會搶著來和他們安排演出時間和簽約。

這個時候的國民政府也要求要編一些戲做政治宣傳，像為反攻大陸，還是反對共產黨編出來的戲有《女匪幹》、《起義在三更》等。在1962年，李天祿的「三國志」在台灣電視公司放送，這是布袋戲第一次在電視演出，但是因為配的是華語口白，並沒有真正很多人看。

同樣那個時候，布袋戲因為新的音樂，新的技術出現，改變很多。金光戲開始流行，金光戲和過去的布袋戲不一樣，戲台上會放乾冰，會聽到爆炸的配音、後面的布景變成會轉，音樂也變成很多國外的流行歌曲，還有不同顏色的電火。但是為何叫做「金光戲」？除了舞台上金光閃閃以外，有人說是因為在古書戲裏頭功夫練到最高境界為金剛不壞之身，而黃俊卿將這種功夫說成是金光罩體，若練成「仙覺」便有金光罩體。因為金光罩體的功夫，所以叫做金光戲。

這種金光戲改變的不是戲台而已，他的的戲偶由原本的一尺二變成三尺三。

雖然一開始傳統布袋戲師傅都認為金光戲不夠格，不是真正傳統藝術的布袋戲，但是因為觀眾喜愛，所以演金光戲的戲團也變多。

台灣布袋戲最紅的時候是1970年代，黃俊雄將改良過的金光布袋戲搬到電視台演，他的《雲洲大儒俠》因音樂新，加上劇情與特技效果都真特別，所以很紅。那個時候，只要時間一到，差不多大小漢都守在電視前看史艷文。

黃俊雄的布袋戲特別的不僅是戲裏頭的特技，他的戲裏頭的故事和人物已經和過去傳統的戲劇不一樣，而且反映當時台灣社會，這齣戲到今天對台灣文化的影響還很大。像一直想要將他老母的骨頭送去安葬的孝女白琴，和她唱的歌都變成後來變成台灣喪禮裏頭的一部分。而且孝女白琴這首歌原本是外國歌，歌詞是黃俊雄重寫的。他創造的人物，藏鏡人，怪老子，哈買二齒到現在還有很多人記得，也還在說。過去戒嚴時都不用替換的國民大表就被叫做怪老子，現在若再說一些政治事件背後的操作就會說有藏鏡人。那個時候的新的流行歌也要配合布袋戲的演出才會紅

雲州大儒俠前後四年，一共演583集。但是1974年，國民政府用「推行國語」及「妨害農民工人正常作息」作理由，禁止雲州大儒俠與所有的電視台的布袋戲演出。雖然電視布袋戲被禁演，但對內外台布袋戲還是繼續演，後來是因為其他的娛樂媒體出現，所以布袋戲的觀眾才越來越少。

觀眾變少，但是布袋戲師傅像李天祿，從1980年袋開始帶師仔，教布袋戲。那個時候有一個法國人來台灣向李天祿學習布袋戲五年。學後，他又回去法國成立「小宛然」劇團，這讓李天祿有機會去法國表演和開課，也讓台灣人重新重視布袋戲。後來台北市平等國小也請李天祿去教學校的老師和小孩演布袋戲。這個國小孩子組成的巧宛然劇團，一直到現在都繼續在演出。這個台北市的第一個小孩布袋戲團已經三十多歲了。

同樣在1980年代雖然電視又能演布袋戲，但是因為和國外影片和其他節目競爭布袋戲已經沒有觀眾了。就因為這樣，黃俊雄的兩個兒子，黃文擇與黃強華就換去做錄影帶。他們「霹靂」布袋戲，一集約有一百萬人固定會去租來看，佔當時全台灣錄影帶市場的10%，是很驚人的數量。霹靂布袋戲在1993年成立自己的電視台，將原本租人看影片在自己的電視台放送，而且也開始拍電影。其中最出名的就是2000年的電影「聖石傳說」，那片不但在台灣紅，也外銷到國外，讓外國人看到台灣新型的布袋戲長什麼樣。聖石傳說這齣電影出來的時候，還有出電動，這種技術和規模到現在都沒人可以比。

台灣有很多間布袋戲的博物館可以去參觀，在大稻埕的台原亞洲偶戲博物館在搬家還沒重新開幕，但是在京華城邊的台北偶戲館重新整理過，很適合小朋友。新北市李天祿布袋戲文物館，在虎尾也有雲林布袋戲館。大家有空可以去走走。

參考資料

布袋戲發展史 https://puppetry.moc.gov.tw/home/zh-tw/history

偶戲在台灣 https://opendata.culture.tw/frontsite/puppets#busker

林明德，2013，為台灣偶戲覓尋新路向，美育，191: 66-81

https://ed.arte.gov.tw/uploadfile/periodical/3163_P66-81.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