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𤆬治是1909年在大稻埕出生。他的爸爸賣中藥也收地租，所以家裡經濟不錯，有七個小孩，𤆬治排第二個。有可能是因為她很聰明，所以他爸爸很疼她，願意讓她繼續念書，甚至在台北第三高女畢業後，出錢送她到日本讀書。
楊𤆬治的老師要她到日本東京美術學校學刺繡，因為學校缺這樣的人才，等她讀畢業就聘她回第三高女教書。她也就真的到東京學刺繡，本來還想繼續念，拿更高的學位，但是台灣學校早早就叫她回來教書。所以她是第三高女當時唯一的台灣籍老師。
她在學校裡還有一件特別的工作，就是指導學生做出送給日本皇帝的禮物，因為皇太后非常喜歡她們的作品，還特別在第三高女設一間房間讓她們可以工作。刺繡很花時間，她要做出這些作品，要教書，還要舉辦展覽會很忙碌。她沒時間，也不想結婚。
但是後來，一方面是因為生大病，另外一方面因為家人的期待，讓她改變想法。三十三歲的時候，因為同學的介紹，和中壢的望族的吳鴻麒結婚，也將教書的工作辭掉。
她的丈夫吳鴻麒在師範學校畢業以後，曾在龍潭公學校及中壢公學校教書。後來先去上海的大學進修，又轉入日本大學讀法律，他在日本畢業後還通過日本司法科的高等考試，取得律師執照。一回到台灣就在台北開業，是日本時代很少有的臺灣籍律師。
他們兩個人差十歲，以那個年代來說是很晚才結婚，但是他們感情很好，育有一個兒子一個女兒。吳家家族裡的女孩們都是台北第三高女的學生，所以過去要叫她「楊先生」，現在要叫伯母或者嬸嬸，和她都很親，感情很好。
戰爭以後，她的夫婿吳鴻麒因為會說北京話，日語，客人語和台語，又是律師，就變成臺灣高等法院的推事，參加國民政府接手法院的工作，也做判官。但是他對戰後，接收台灣的陳儀的作風很反感，也對祖國很失望。在1946年的員林事件，發生台中的警察和民眾發生很大的衝突，高等法院派他去負責審辦。這個事件很複雜，牽涉到很多人，但是因為吳鴻麒人很正直，處理事情也很嚴格，因此得罪了不少人。後來二二八發生，幾個朋友失蹤，他四處去找人，他也去醫院看杜聰明，但是他從頭到尾從未參加任何政治活動。但是有一天在法院開庭的時候，當場被人抓走，就不再回家。
五天後有人說在南港找到幾具屍體，看起來像斯文的讀書人，楊𤆬治趕去認人，才找到她的夫婿。他夫婿吳鴻麒是在南港大橋下被找到。那個時候，楊𤆬治自己僱用了一輛手推板車里阿卡將屍體推回家。雖然傷心難過，但是她也很冷靜，回到家她做了三件事：第一、她馬上請醫生來驗傷，確認身上所有的槍傷及外傷；第二、她也請法院的人留下記錄；第三，請人拍照留下證據。因為她認為這樣，對後來的子孫才有交代。一直到今日，吳鴻麒是因為什麼原因來過世？是誰殺的？還是不知道。那一年吳鴻麒49歲，和𤆬治剛結婚六年，兩個小孩，一個三歲一個五歲。
她夫婿過世不到兩個月，他們在台北住房子就有人來接收走，楊𤆬治只好帶著兩個小孩回去中壢，先住在吳家開的醫院裡頭。但是因為是政治受難者的家屬，大家也都不太敢幫助他們。楊𤆬治自己說過，她夫婿才剛過世，她走在街上遇到過去很熟的朋友，用日本禮數向對方打招呼，彎腰低頭三次，但是那個人都當作沒看見，就走了。自那天以後她就知道不能在願望別人會理她，也不再跟別人講自己的艱苦，只能靠自己。她也曾在一次的訪問時說到，有很長一段的時間，她走在路上都不敢舉頭看人。
後來1954年中壢家商設立時，因為她的學歷就被請去當校長。但是因為小孩那個時候已經在台北讀書，所以他每天通勤，從台北到中壢來回，後來太累，又生病入院。所以她就將校長的工作辭掉，轉去實踐家專，現在的實踐大學，教他的專業繡花和家政，她也努力研究寫論文，升教授，後來又當家政系的系主任，教書教到退休。退休以後實踐大學還請她去兼課，另外，輔仁大學成立織品系也請她去上課。
對她和她的女兒來說，宗教信仰讓他們得到很大的安慰和支持，所以退休以後，她就替耶和華見證人教會四處傳福音。她的女兒吳文華說，她媽媽從小就教她不要去怨恨別人，所有的不幸，都已經是過去的事。再去記恨，也沒有什麼用。
台灣因為政治受難的男性有多少，受苦的家屬就有多少，甚至更多。真正受到傷害的人不只是被關進監獄，被槍殺的人，他們的家裡的人受到的傷害也很大。他們的妻子，不少很年輕就守寡，要養小孩，但是因為身邊的人都會怕政治受難者的家屬有關係，他們要找到工作賺錢都很困難。楊𤆬治因為本身能力和學歷都很好，而且還是大家族的媳婦，可以繼續去教書。但是其他人的生活應該更困苦，有人還把小孩送給別人養。他們很多人，走在路上看到警察會害怕，看到陌生人會怕，不敢知道任何政治有關的事情。很多叫小孩要出國離開台灣，因為他們在過去白色恐怖的年代一直受到警察監視。就算後來也有人有拿到政府的補償，但是我想再多錢也沒辦法彌補他們過去的人生。
我們只能感念像楊𤆬治這款堅強的台灣女性，遇到這些事情，還是繼續做他們每日的工作將小孩養大。犧牲的男性已經過世了，但是是活下來的人，才是要面對歷史，面對現實，繼續生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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