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水照子是1910年出生在日本京都。她父母是做紙張批發生意。算是相當富裕的家庭，家裡有不少工人和僕人。照子從小學茶道，學花道，也去高等女學校讀書。她和一個住在他們家隔壁的台灣女留學生施秀鳳很要好，施秀鳳常和照子提起她的一位親戚，堂哥，施乾。清水照子是因為後來認識施乾所以到台灣來。
施乾是誰？他是淡水人，1899年出生。他從當時的台北工業學校，今天的台北科技大學畢業。他在學校讀土木工程因為成績很好，所以畢業後就進入臺灣總督府商工課工作。有一次他被派到艋舺地區調查當地的貧窮家庭，他才知道原來有些乞丐是三代都靠行乞為生，他就開始思考如何幫助這些人。
他一開始是下班就去艋舺教大家唸書識字。24歲時，他將總督府的工作辭去、家裡的財產賣掉，在艋舺，現在大理街附近，用木頭搭建了一間房子，創辦「愛愛寮」，專門照顧這些無家可歸的人的生活。他會拖著拖車四處尋找乞丐、吃鴉片的人、精神病人和痲瘋病人，將他們全都帶回愛愛寮。施乾不是台灣第一個照顧乞丐的人，但是他和其他人不一樣，他不只是布施或者救濟，他將貧窮當成最需要解決的社會問題。他寫了不少文章介紹乞丐是什麼？這些人怎麼生活？這個問題怎麼解決？他想改變台灣當時做慈善救濟的想法，認為要先理解這些人，幫助他們獨立生活。他宣傳自己的理念，也徵求會員每個月繳一元，用來維持愛愛寮的開支。他在愛愛寮照顧這些帶回來的人，請醫生來替他們看病，也教他們讀書、編織草笠、草鞋，讓他們學會自己賺錢生活。1929年日本天皇知道這件事後還表揚他，也給他獎金，讓他將「愛愛寮」蓋得更大，收容更多人。但是那時候他的夫人謝惜卻因為太累來過世。
在日本的清水照子因為常聽到施秀鳳跟她說施乾的事情，她也想做一樣的事業，經過介紹兩個人就開始寫信，因為當時施乾的夫人也過世，所以通信一年後，清水照子決定要結婚。照子是他們家的大女兒，按照日本人的風俗他要招婿繼承他們家的生意和香火。所以他們的父母當然不同意她嫁來台灣。他們兩個人在京都的神社結婚後，就坐火車坐船來台灣，但是清水照子家裡沒有人去送她。
因為施乾在信中跟她說很多愛愛寮的理念，說愛愛寮就像一間學校，住在那裏的人是穿制服在上課，他們也會一起打野球。但是清水照子來到台灣一看到愛愛寮，才知道和她想的完全不一樣。她看到的愛愛寮雖然是已經經營十年，但是還是大部分都是搭棚子，而且施乾的主張是要照顧乞丐，就要和他們過一樣的生活，才能了解他們的需要。所以一個在家裡有女傭服侍的大小姐開始過和乞丐一樣的生活，連環境衛生都不一定顧得到。照子一開始因為水土不服生病。也因為生活不適應，她常會走到愛愛寮旁邊的「台灣製糖會社」，去找裡頭的日本員工聊天。在愛愛寮施乾和她都要替住在那裏頭的人洗身體、捉虱子、理髮、敷藥、換衣服；和他們一起編草笠，縫衣服，一起養豬、種菜、做豆腐。
早期淡水河在颱風天常淹水，但是堤防沒有蓋到愛愛寮那邊，所以他們倆人常常因為淹水要整理環境。後來太平洋戰爭開始，物資很缺乏，為了愛愛寮的兩百個人要吃飯，她和施錢的第一個妻子謝惜一樣，將身邊有的項鍊、戒指、有價值的東西都拿去換吃的回來。當時日本軍隊也會將吃剩的白米加黑麥煮的飯，預防腳氣病的飯，用比較便宜的價格賣給愛愛寮。
清水照子除了照顧丈夫的兩個女兒，另外還生三個女兒，一個兒子。在戰爭結束前，1944年施乾也因為太累過世了。那時在台灣的七十萬的日本人都將被送回日本。那一年照子三十四歲，她要決定是要留下來，還是要回日本。後來她自己說，她沒有想過回日本，因為她不可能放六個在台灣出生，台灣籍的小孩和兩百個住在愛愛寮的人，自己離開。所以她就決定歸化，拿台灣的身分證，變成施照子，繼續在那裏照顧那些乞丐，也替愛愛寮募捐。
很古早的時候，喪禮很久，有些乞丐會去幫忙，家屬就會將四七的祭品送給他們。施照子自己管理愛愛寮的初期，她就遇到住在愛愛寮的人還是會去找附近辦喪事的家庭討錢，她只好請附近的鄰居若遇到，就先通知她，會便派人去帶回來。後來有人辦喪事的時候會插愛愛院旗幟，讓這些人不會在出現。她也曾請愛愛院的人去幫台北市衛生大隊掃街道。
1950年代時，她認識我在079集說過的孫理蓮。孫理蓮看到一個女性從日本來台灣和她一樣做社會工作也很感動，所以就幫助愛愛院拿到不少美國援助的物資。另外，孫理蓮也讓施照子接受基督教，變成基督徒。那個時候台北都還沒有說日語的教會，他們還特別找到有日語翻譯的聚會所，讓她可以參加。施照子的台語和華語都不太好，原因是她耳朵重聽，所以要學語言很困難。也因此她常跟小孩說，不要和外國人結婚，不然會像她一樣，都無法和孫子講話。
國民黨政府遷台後，愛愛寮改叫做「愛愛院」，多年來都是施照子擔任院長，漸漸從收乞丐變成是收孤單老人，其中有一大部分是戰後來台灣但是有榮民身分的人。她一直到很多歲的時候，都會一大早進廚房幫忙煮食，帶領早上的禱告會，然後去看住在那裏的每一個人。她一直有保留一些日本人的習慣，就算年紀大，眼睛看不清楚、雙耳重聽、雙腿也不太能走路，但是她行禮就是彎腰九十度，而且就是和日本人一樣不吃稀飯。
無論台灣或是日本政府要表揚她，但是她都拒絕。唯一一次是她要過世的前一年已經九十歲，她去國際扶輪社拿資深職業婦女成就獎。那個時候有記者要訪問她，她跟記者說，從施乾過世以後的五十年中她每一天的生活都一樣，沒什麼好說的。也有人問她，除了宗教以外還有什麼力量，讓她一直在愛愛院照顧那些人？她沒有說出大道理，回答也很簡單就是「愛情」。隔年2001年她過世的時候，李登輝、陳水扁都去參加她的告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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