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4 白色家庭：劉萬山家屬的故事

政治受難者不是他自己被判刑，被關，被槍殺，國家對他們的迫害就結束。這些被抓去的人有父母，已經結婚的還有配偶，有小孩。他們的家屬會遇到什麼事情？我今天會用劉萬山家屬的故事，來詳細讓大家了解在白色恐怖受難者家家屬的遭遇以及在白色家庭成長是什麼樣子？

今天的節目是國家人權博物館人權教育推廣活動補助。

針對一些比較有名的政治受難者和他們的家屬紀載不少，有些是書，有些是紀錄片。不少家族長輩裡有二二八或是白色恐怖的受難者的人，現在是留學歸國的大學教授，是政治人物，是醫生等等。但是並不是所有的受難者家境都這麼好，這些看得到，有記載的家屬們，是因為他們原本的家庭背景比較好，後來受到的教育比較高，所以能力較好，資源較多，他們的故事比較有機會被寫出來。政治受難者裏頭不少是家境不好，加上教育程度較低，這些人的兒女就沒這麼幸運。

這是我今天選擇說劉萬山家庭故事的主要原因，因為他們家的故事很少人知道，也剛好看到蕭伶伃的論文寫到這家人。她在10多年前去訪問過三個受難者的家屬，劉萬山的兒女和孫子是她的訪談對象，她研究的一個家庭。我今天說的故事就是她論文裡出來的。

劉萬山是桃園龜山大坑村的人。他的爸爸是保正pó-chiàⁿ。過去十個家戶算一甲，有甲長，十個甲 (一百戶)就是一保，保正就是負責那保的行政人員，和現在的村長、里長的意思差不多。當時他們家是地主沒錯，但是也是農民，全家是務農人。劉萬山是一個熱心，每天在外面趴趴走，認識很多人，所以後來公學校畢業也當保正。他和邱秀結婚以後生八個小孩，五女三男。

國民政府來台以後，劉萬山自然就從保正變成鄉民代表。因為那個地區都是務農，劉萬山家族也是務農，當鄉民代表後，他自然也加入農民組織。

從1950年政府開始抓思想不正確和參加共產組織的人以後，劉萬山就知道自己過去為了農民所進行的活動，會有問題，自己將會被政府通緝，所以他就逃跑了。差不多一年的時間，全家人的吃穿都靠邱秀維持，那個時候最大的兒子12歲，但是最小的，第八個小孩還抱著，不會走路。後來劉萬山因為跑到母親的娘家躲藏，卻拖累到他們，讓親戚也被抓去關，所以那邊的親戚很生氣，就沒有繼續來往。

一年後劉萬山被抓走，他的太太邱秀每個月揹著最小的女兒去台北探監，想見他一面。但是邱秀從頭到尾都沒看到劉萬山，每次都是將帶去的東西交出去就回來。那個時候邱秀還知道丈夫被關在哪裡，已經算比較幸運的，有些家屬事人被抓走後，要去哪裡探監都不知道。

那個時候村里的人看到邱秀都不敢和他有交集。只有村里的一位先生，沒牌照的密醫，會拿錢給他們。因為邱秀不識字，這位先生會替她讀劉萬山寄回來的信，還會替邱秀寫信到監獄去。兩人的信裡都是在說家裡的經濟和擔心小孩是否有飯可以吃。

1952年年底劉萬山被槍殺後，公告貼在台北火車站火車時間表的旁邊。在台北的親戚看到後，趕緊來通知在大坑的邱秀。邱秀就趕到台北，去繳錢拿到領大體的通知單，去殯儀館找人。他花錢火化以後才捧著骨灰罈回家。但是家裡沒錢所以沒地可以埋，又加上當時白色恐怖，大家都害怕，不想要和他們家接觸，所以也不敢辦告別式或通知別人，骨灰罈一直藏在衣櫥裡好幾年以後才下葬。

當時政府有規定若是處死刑的人，財產要沒收充公。那時幸好劉萬山的老爸還在，還沒分家，所以土地才沒有被拿走。隔年父親分財產，雖然劉萬山有八個小孩，但是他的兄弟也不少，他父親只將一塊離水源最遠的田地留給邱秀和他的小孩。

那個時候最大的四個小孩，都要去務農，拔豬菜。因為太窮，他們連牛都養不起，要耕田時，邱秀就叫兒子回去她的娘家借。無論怎麼她還是無法養8個小孩，後來沒辦法，比較小的三個女生就都送人當養女，有的送去基隆，最小的不到三歲就送給同村的人。留在家的除了去田裡務農，男生還會去附近的茶工廠工作，幫忙做茶，炒茶。

邱秀後來和一直幫忙的先生有生一個小孩，但是因為先生已經有家庭，所以這個小男孩她自己養，跟她其他的小孩一樣姓劉。其實像邱秀這樣的受難者的妻子，住在鄉下，沒受過教育的人，男方那邊親人都不支援她，自己的娘家也沒什麼錢的人，她很難離開村莊，除非自己一個人走。若要和小孩在一起，在村裏還有田地，也至少有熟人能夠幫忙她。 

但是這樣艱苦的環境，反而讓邱秀的小孩們，兄弟姊妹的關係很好，連對這個不同父親的弟弟也是。雖然他們都覺得有些彆扭，但是邱秀的兒子女兒都認為當時，那位先生幫他們很多忙，而且他們的媽媽也是不得已，是為了家庭來犧牲。 

劉萬山處刑後，穿便衣的特務或管區每星期都會來找他們，後來變成兩星期一次，後來一個月一次，一直到1980年代開始才變成半年一次，前後三十多年。他家的小孩男女都是讀到國民學校畢業，就需就業。後來也因為台灣經濟改變，留在鄉下種田也不好，所以他們就出外工作。警察也是一樣跟這他們去。

那個時候是家裡只要有一個政治犯，全家都是政治犯。就算沒犯罪，但是因為是受難者家屬，戶口名簿上也都會標示其特殊家屬身分，男生當兵時會有特殊的待遇，住的管區警員會一直來找他們，也會去他們工作的地方調查，甚至也會傳一些煽動人心的謠言，讓別人都不敢接近他們。

劉萬山有一個兒子是先到台北的飯店當清潔人員，因為很努力，還繼續學習，練英語，升到主管。他上班時，警察還是會去找他。但因為不是公家單位，加上老闆對他不錯，所以有辦法升遷。但是若原本教書或者在公家機關的公務人員受到的影響大多了。

蕭伶伃的論文問警察他們那時是怎麼看待政治犯的家屬，他們的回答也很有趣，他們認為要去監控受難者家裡的人，因為他們一定會心懷怨恨，有可能想要報復，所以要管好。另外是他們對待兒子和女兒不一樣，受難者的兒子比較危險，但是女兒嫁出去以後就是別人家的，所以比較不會出問題。其實他們在監督家屬時，是有一些規定要遵守的，就如，不能在喜事或喪事，很多人出現是或對這個家庭很重要的日子去打擾他們。但是規定是規定，怎麼執行則是看負責的警察，像劉勝山的女兒就說，她結婚宴客的那天，特務還特別跑來看她結婚。

劉萬山的另一個兒子，是先到台北學做麵包，再回桃園和她的二姊一起賣麵包。後來兄弟也一起開店賣早餐。他們送人作養女的最小妹妹，住同一村，去了以後也是種田，後來15歲就出外工作，18歲養父母過世，都是靠自己打拼。因為沒結婚，後來也搬回桃園兄長家附近住。另外一個較大的妹妹送去基隆當養女，一開始養父母很疼她，但是隨著不少個弟妹陸續出生，就變成是在那個家庭的幫。

劉萬山的太太邱秀和他的小孩遇到的事情不是所有的受難者家屬都會遇到。像我在76集說過的楊chhôa弟，她先生吳鴻麒過世以後，她還是有辦法繼續教書，甚至當大學教授，這是因為她本身教育程度很好，留學日本，她夫家非常富裕可以支援她和小孩。所以這些女性家屬若是家境好，還有辦法靠自己的專業，助產士，護士或者教書，賺錢。他們也比較能夠讓小孩有較好的教育。邱秀因為自己不識字，家族裡的人也不願幫忙，所以他們的小孩就沒那個機會繼續受教育，很早就外出工作。

但是無論家境好壞，所有的政治受難者家屬都有一些相同的經驗。他們一定會受到警察或者特務的監視，身邊的人親戚或是朋友會怕惹事情，都不敢和他們有交叉。就算是受到比較好的教育的小孩，因為他們的身分，要出國留學，要去公家機關吃頭路都比一般人更困難。最主要是全家的精神壓力是一輩子的。因為警察將他們全家都當成犯人，這不只影響他們找工作，也影響到兒子女兒的嫁娶，他們有一些人是和其他受難者的家屬結婚，但是也有人選擇和監督他們的特務結婚，像高一生的女兒，因為這樣比較安全。 

一個人是政治犯，全家都是政治犯的年代可能結束了，但是現在犯罪人的家屬和親人會受到甚麼樣的對待？ 

有關政治受難者家屬的書有不少，我曾在臉書介紹過的《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沈秀華寫的，去年玉山社重新出版，值得大家找來看看。

蕭伶伃，2009，《走進白色家庭。1950年代政治受難者家屬生命歷程探究》，國立清華大學社會所碩士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