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要說的這位台灣女性，她沒有台灣第一的紀錄，她也沒當過官或是擁有一般人認為的成就。不過，許多人訪問過她，因為她願意將她一生的記憶和大家分享，她也留下不少文章。從她的故事我們可以了解那個時代受過新式教育的女性怎麼想，又遇到什麼問題？她在監獄裡是怎麼養小孩？在那個時代背景的女性是怎麼生活？
陳勤是1922年出生在台北景美，她是家裡第三個女兒，但是她的大姊和二姊都出生沒幾年就過世。所以她的名字勤，勤勞的勤，原本是她二姊的，因為二姊已經報過戶口，不久就過世。所以她的父母就想，乾脆就讓她繼續用二姊的名字，也不用再報戶口。她一歲多的時候就被送到別人家當養女。她還有兩個小妹，但是和她一樣都送給別人養。
她的養父陳萬子的出身也很坎坷，原來家裡經營茶園，卻在八歲時，發生意外父母過世。他很早就自己去做工賺錢。後來遇到一個姓杜的婦人，收他做養子。他算很努力，雖然只讀過一年的書，日語不好，但是找到日本公司的工作，去日本，後來回來台灣就考進鐵道工廠做技師。
陳勤的養父對她很好，捨不得她和她同年紀的人一樣去香皂工廠，汽水工廠做工，他叫她要讀書。她的養母會在她養父不再家時，去玩四色牌，賭博。有一次他養父較早下班回家，發現養母跑去賭博很生氣。這件事讓他的養母對陳勤很生氣，還打她，罵她沒先去叫她回來，被她父親發現。陳勤說，她和養母的關係不好，一直到自己結婚有小孩後才有改變。
陳勤在學校很會讀書，不過養母不愛她去讀書，連她的親生老母也不要她去讀書，怕她學太多，知道太多，會跑回去分財產。不過他的養父還是出錢讓他去讀書，她也很厲害，一次就考上台北第三高女。
陳勤的養父身體不好常常生病，無法去上班，薪水愈領越少，她讀高女時家裡不好過。有一次學校為了蓋新的校舍向家長募款。那時要求一戶至少交20圓，她看到同學都整百圓再捐，他只拿得出15圓，是全班拿最少錢出來的。那時有辦法讀第三高女的學生，不少人家裡很有錢。學校要帶他們去日本旅行的時候，她也沒錢參加，學校的活動她很少跟。那個時候，她對在學校看到的日本貴族寫的文學就很反感。
她在三高女的時候，成績不是最好，家裡又窮，她也發現有的老師會大小眼，對那些有錢人比較照顧。有時老師還會警告她，要像女生的樣子，優雅、賢慧。她心裡對老師教的這些傳統美德也很討厭。不過三高女也讓她學到很多東西，她學會看譜，會樂器，會畫圖，寫文章和一些和家境較好的同學一樣的能力。
她畢業後，不少同學在家等著結婚。她要出去賺錢，不過她一點都不想教書，到工廠做工又是公學校畢業的人去做，她高女畢業也不適合。她那時就去找較新型的工作。她先去競馬場賣票，不過競馬場只有春天和秋天才有票得賣。她又去應徵菊元百貨公司做資生堂的店員，她是高女畢業，日語又很好，資生堂公司要派她先去日本受訓一個月，不過她的養母不要她離開家，所以她就沒去當店員。後來遇到航空公司要增加國際線，正應徵飛機上的服務人員，她又跑去應徵，已經通過考試要去了，她的養母也不要她坐飛機，所以她就放棄。最後是她在電信公司上班的養舅要調到日本去，養就想請陳勤去日本幫忙打理家務，也答應讓她在日本繼續讀書。這次因為是自己親弟要求，她的養母才答應。她要出發去日本的時候，卻遇到空襲，到頭來也沒去成。她找不到其他工作，沒辦法只好去做老師。去蓬萊公學校國語講習所教國語，也就是日語，在那裏她也開始參加合唱團，一直到戰後她還有繼續去合唱團唱歌。
從1943年她參加一個在台北的高校生組的讀書會 叫做「杏」， 他們也有辦會刊主要發給會員看。他們的目標是鼓勵台灣青年對國家，對時局提出議論，陳勤在會刊裡發表不少篇文章，從那些文章可以看出她對一個新女性婚姻的看法，她對社會不公平的想法。不過事實上她和那個年代的女性一樣，一方面有新的理想，另外一方面還是要聽家裡的安排，像她找工作一樣。
1945年台北遇到大空襲，他們住在大稻埕很危險，大家都跑到別的地方去躲。他們也要離開，那時她父親已經過世，家裡只剩她和養母，為了等有車她們等很久，因為大家都在逃難，叫不到車。她最後用60圓叫到一台板車rear car，那時她一個月的薪水是90元。她將行李放上板車，她的養母也坐上去，前面是車夫拉，她在後面推。他們一路從大稻埕走到土城三個多小時，想要去住親戚家。那時逃難的人很多，他們親戚家都已經很擠，她和她的養母就去租對面的牛舍住。她自己也趕快去辦調職，換到土城的學校教書。
228那一年他看到政府和台灣社會的問題，那時米價一日漲三次，讓她對社會更關心，並開始讀一些與社會、政治、社會主義的書。加上她在「杏」發表的文章，就讓一個參加共產黨的同事看到，想要吸收她入黨。不過陳勤一直沒有加入。
戰後1950年的時候，她和一個她從小就認識，她的養母的親戚結婚。她的先生也曾和她一起參加合唱團，是台北縣教育局的公務人員，結婚後她就搬到艋舺，去城中區的福星國小教書。結婚後還沒兩個月，有一天她在學校上課時，工友跑來跟她說校長找她，結果她到校長室後看到一些士兵，就被人帶走。警察一直叫她要承認她有加入共產黨。陳勤不承認，也不知道去學校上課為何就被抓。
原來是那時要招她入共產黨的同事被抓以後，有說到陳勤很優秀，想過要吸收她入黨，所以警察才去抓她。她被關了後，都吃不下一直吐，才發現自己已經懷孕，那時是結婚後49天。在監獄裡她的肚子越來越大，行動不便，做什麼事情都需要別人幫忙。幸好監獄裡也有不少人幫她。不過她在裏頭壓力很大，後來要生小孩的時，她丈夫去找了一位朋友，兩個人做保，使她得以保外生產。她的女兒早產，一個月後，她又抱著孩子再回到看守所等判刑。在看守所帶小孩相當辛苦，當時只能用一盆冷水替嬰兒洗澡、洗臉、洗尿布，還時間限制，只有15分鐘可以洗。在獄中很多人會將熱開水留下來，讓她可以幫嬰兒洗澡。幸好監獄裡的科長也有同理心，說「大人有罪，孩子是無辜」，也沒太找她麻煩。後來陳勤被判5年，她在監獄將小孩帶到一歲多，要被移送火燒島前，她先生才來將女兒帶回給她的養母帶。
不過五年過後，陳勤出獄時，她的女兒也已經5歲，她回家女兒已經不認得媽媽。因為她女兒小時念讀書常因為這個媽媽被人欺負，也被人笑說在監獄長大，所以她不喜歡她的媽媽，長大後就結婚出國，母女關係並不好。這件事對陳勤來說打擊很大，她一生想的都是她對大女兒的虧欠。她也說若不是有這個女兒和她的丈夫，她沒辦法那麼堅強，她甚至認為政府最應該補償的人不是她自己，是她的大女兒，所以後來所她領到的補償金，自己都沒有留，全拿給了大女兒。
出獄以後，她還生四個小孩。雖然過去的同事知道她是一個很好的老師，但是因為他坐過牢，怕別人會意見也不敢請她。後來有人報她去考試，她才算又考上龍山國小。校長看她有能力好吩咐她辦幼稚園，她也真的辦的很好，帶小孩參加外面比賽活動都得獎，但是她的考績一直都是拿乙等，沒辦法更好。後來政府開放給高中畢業的老師也可以在職進修，陳勤就利用暑假的時，去師專去念教育學程。1974年她也有機會參加台北市舉辦的教師活動去歐洲參觀，這件事對她來說很重要，她一直想去日本讀書，想出國看看，總算完成她的願望。
她在解嚴前退休，退休後她還去學院裡上英語課，也特別去東吳大學上社會學的課。前幾年她96歲時過世。
陳勤算是那個時代的新女性，不過也看得出她並沒將做人養女、做人媽媽的責任放下，做一個知識分子，陳勤也寫文章，除了在用日文發表在杏這本會刊的文章，她後來也寫她在監獄裡的經驗。她後來地訪問不僅是說白色恐怖的故事，她也曾介紹過她古早住在大稻埕的生活，尤其那個年代是吃什麼？台視在2004年拍的連續劇「台灣百合」裏頭有說到她的故事，最近剛開始拍的電影《流麻溝十五號》裡頭也有陳勤的故事。
曾品滄，2013，懷念我的大稻埕生活──洪陳勤女士訪談錄《國史研究通訊》 5：137-149
津田勤子，2018，一位新女性的夢想與糾葛—以三高女校友陳勤的生命故事與文藝作品為中心 1922-2017 《台北文獻》 204: 147-186.
呂芳上等，1999，《戒嚴時期台北地區政治案件口述歷史》第一輯。台北：中研院民族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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